“草根帝国意识”与“双重周边视角”

南都:去年10月我在台北参加了台社主持的一场论坛，主讲人是英国学者M artin Jacques，他在他引起极大关注的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天朝的兴起与西方的终结》中认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民族国家的终结，未来的世界将会有全然不同的性质。中国很快将重新取得它过去在东亚的中心位置，历史的朝贡体制也将以现代的形式出现，中国固有的优越感更将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对这种观点，从一个韩国的中国史学家的角度，您如何评述？中国模式是否是对民族国家的挑战？朝贡体制是否有可能以新的面貌出现？

白永瑞:目前西方学者中有些人把明清时代的区域秩序看成“中国主导的世界和平秩序（P axSinica）”，展望21世纪新的P axSinica的到来。他们把这次的区域秩序解释为与被战争和膨胀弄花了的以往帝国主义秩序具有差别性的东西。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有人主张，透过强调中华世界的多元性与包容性，重新解释中国人的天下观，完成一个能抵抗欧洲帝国主义理论的21世纪和平的世界秩序理论，给世界人看。不过这一主张似乎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当然，中华世界曾经在平等和尊重的前提下容忍过多样性，不过与此同时，也往往用武力来磨削过他人（国家/民族）、压抑过他人（国家/民族）。它是随时可以转变的存在。中世纪的西欧帝国分裂为几个小国家，诞生了近代国民国家。中国则不然，隶属于传统帝国内部的各民族无法以国民国家的形态达成独立。中国仍然保持清朝时大部分的领土，转化为国民国家。这样的历史经验是相当特殊的。我们得注目从历史中所看到的中华世界的“帝国性”。

南都:您提到中日如果要让周边国家不感到威胁，除了改革本国发展战略外，使之能真正有利于东亚的共存共荣，还应该肃清本国人脑海中残存的“草根帝国意识”。您如何界定中国人身上的这种“草根帝国意识”？

白永瑞:这也不是能简单回答的问题。我举个例子。中国最近以软实力战略的一个要素，积极活用中华文明。据我所知，还出现过以亚洲地区为对象，形成一个“大中华儒家文明圈”的主张。我并不想把中国为提出亚洲的、再进一步世界的文化标准而所做的努力简单看作“草根帝国主义”而加以批判。问题在于:为了不让邻国感觉到文化上的威胁，中国人得具有同等的（水平的）区域意识。为此，能不能把儒家文化当成是东亚文化，而不是中国文化呢？

韩国民族主义的两面性

南都:韩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近些年也被中国的知识界和公众所特别注意到，在您的论述里，民族主义对于韩国而言，有其两面性，一面是进步的，而另一面的负面作用则要小心翼翼地控制。那么，该如何具体理解韩国民族主义的进步性？同时，您如何看待中日对于韩国民族主义的警惕？

白永瑞: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长篇大论民族主义的两张脸。只不过想要说，最近几乎每个国家的知识阶层之间都在过分流行后（post）民族主义，而处于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日，民族问题是和其他问题一样非解决不可的重要的课题之一。我想，您所提的，与其说是理论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从韩国大众显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其实，韩国通过经济成长与民主化过程发展成为亚洲的“m iddlepow er state”（中等强国），而韩国人的自豪感往往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韩国开始寻找新的角色，而对韩国这样旷古的试图，中国和日本如何适应，这就是今日东亚的课题。

再加一句，不安定的雇佣状况及中间阶层的两极化造成身为“动荡人”的年轻人的不满与不安，而这种不满与不安情绪借由网络爆发，在亚洲国家之间引起民族主义的冲突。为避免东亚三国民族主义的冲突，光提高对方文化的理解水平是不够的。为了解各国改革过程，为提高超国境的互相认识与情感，我们还得付出更多的努力。

南都:您专门探讨了韩国人和中国人的互相认识，并用“便利的误解”来表述相互衍生出来的那种刻板，陈腐的观念，据您观察，韩国人对中国人的认知，在1990年代以来有哪些特点？韩国人基于历史记忆，对中国的警惕心态是否很强？

白永瑞:传统时代韩国把中国当作“大国”，进入20世纪以后把中国分为“卑贱的中国”、“作为改革模型的中国”、“作为势力均衡轴心的中国”三种类型来把握。这三种类型随着所处的历史状况的不同而以变样的形态出现。从韩国政府正式邦交中国的1992年起，“卑贱的中国”和“作为势力均衡轴心的中国”的形象比较强，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作为势力均衡轴心的中国”和传统时代“大国”的形象越来越强。尤其2004年因“东北工程”发生高句丽历史问题后，韩国内扩散从中国受到威胁这样的舆论。这种情绪中埋伏着两国间发生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如果政治家与新闻界想要利用这样的情绪的话，搞不好会导致不幸局面。在此，知识分子所扮演的批判性角色非常重要。

南都特约评论记者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