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娼和私娼
珊姨,16岁那年,父亲生意失败而依《票据法》被法院收押,亟需一笔钱把他保出来,她便以长女的身份扛起家计而下海,经朋友介绍来到台北,把自己以29000元台币卖给娼妓经纪人,一卖就是四年。
两年后,珊姨刚满18岁,就被经纪人安排到归绥街公娼馆接客。当时规定年满18岁,通过健康检查,并由父母亲自来警察分局盖章,才可以领取公娼牌照,但有配偶的女性及养女都不得领取。
过一晚就有8400元入账,但却全入了经纪人口袋。当时刚好正逢北投废娼的缓冲期,警察抓得很紧。
由于是合法营业,这个风化区并没有黑道保护、警察勒索的问题,但的确不乏像珊姨这样因家计而“自愿”卖到娼馆的女孩。她们与自由公娼不同的是,经纪人或保镖盯得很紧,无法检选恩客。珊姨回忆说,她做到后来“技术”纯熟,一小时便解决14个客人。根据归绥街文萌馆的前老板所说,自由妓女通常一天只接8、9个,不愿意接的都得由被卖的妓女照单全收。
由于是公娼,客人必须带保险套,遇到无理客人还可以报警处理,而且定时接受健康检查,得到不少保障。珊姨做公娼时,都在胸部贴ok绷,不让客人碰,客人如果想要亲吻她,她便一拳挥过去,维护仅存一点身体自主权。
在公娼馆时,珊姨遇到不错的老鸨,第一天接客一次50元,3天后整个风化区便调涨到70元,原本和经纪人说好接一个客人她可以抽5毛钱,调涨后老鸨便为她争取到一个抽1元,虽然当时经纪人十分凶恶,偶尔还会打她,但因为老鸨的袒护,日子虽然过得很苦,她还是咬着牙一个客人接着一个客人地干过来,4年之后她就自由了,但当时父亲出狱后身体多病无法工作,弟妹嗷嗷待哺,家计全落在她一人手上,只能毫无退路地继续从娼。
禁娼后
本来珊姨的日子还过得去,与娼馆三七分账下来,也存了一些钱,帮助弟妹完成学业、成家立业之后,正想过几年缴完房贷后退休,没想到陈水扁来个废娼。随着1997年的废娼,归绥街公娼馆的红灯笼一个个熄灯取下,大多数店家均已搬迁,如今这不算宽的小街道一片萧条。
这让珊姨顿时手足无措,警察也从原本的保护者变成天天站岗监视者,嫖客也不再按照原本制订的规则来嫖妓,拒带保险套、白嫖,甚至暴力相向皆有之,而原本每周三定期的性病检查、每两个月抽血、半年照X光等免费体检也全部取消,让这些原本持有合法营业牌照,得以安心执业的公娼,一夕之间丧失了所有的保护。
在国外流浪多年的Miko,1997年,甫回台湾,便来到归绥街,原本以为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日子应该过得比较安心,没想到遇上废娼风暴。
Miko与珊姨最终决定,与官姐及工运组织工作者一起走上街头,争取性工作权。2009年6月15日在“行政院”门口,Miko向台湾“女人联机”秘书长蔡宛芬下跪,要求妇女团体代为争取性工作权。
27年前,Miko年仅20岁刚刚离婚,带着9个月的女儿回到娘家,一切有了交代之后,便准备赴日卖春,在此之前,她历经艰困的求职过程。当她三个月回国之后,拿出第一个100万放在桌上,久病的父亲泪如雨下。
一趟三个月,她去了两趟,小有积蓄之后,便从良在屏东家乡开个自助餐店,没想到初入此行,什么都不懂,一气之下结束营业,又去了趟日本。结果那一次得罪了同行小姐,惹来山口组绑架,好不容易联络上妈妈桑,把一条命给救了回来。
第四趟回来之后,她再度创业,在恒春种木瓜,真心希望从此彻底转行,结果一场台风让她亏损300多万台币。为还债务,她又去了日本,在香港三年经历了合法的一楼一凤,其后于43岁,去了澳大利亚这个性交易全面合法化的国家。在那里,她遇到一位六十几岁来自广州的性工作者,二十几岁就来到澳洲从娼,生活条件相当优渥,令Miko深感震撼,不禁懊悔过去做的那些转行的傻事,如果不是因为性工作被污名化,她会好好连续做一段时间,让自己及家人、小孩过得更好,而且还可以提早退休。反之如她,还没准备好就转业,反让更大的经济压力落在自己身上。
在澳洲几年,她体认到一个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不但性交易公开透明,收费标准化,银货两讫,也不会有性交易地下化的地方那种黑白通吃的问题产生,更不可能遇到无理取闹的客人。自此,她才感受到身为一个性工作者,也能活出尊严来。
在2001废娼之后,珊姨便离开娼馆,靠打工及卡债度日,最近实在有点过不下去了,打算将房子卖掉来清偿贷款。她经历过归绥街的最好时光,正体验着归绥街的萧条。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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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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