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工作是不是工作？

根据“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罚娼条款的规范下，弱势的性工作者常面对警方的取缔与压迫，甚至爆发过警员向私娼索贿、白嫖的丑闻，让她们的生存更加陷入困难。多年来一直站在妓权运动第一线上的前公娼官秀琴，即因此于三年前投海身亡，其他因抗议废娼政策或废娼之后生计无着而自杀的公娼，更是无法一一道尽。

凡此种种，让妓权运动者与性工作者更加强力主张“性工作除罪罚化”，同时也引发台湾社运团体的对立。

一派是以日日春协会、性别人权协会为主的“支持性工作者劳动权派”（目前成立“保障性工作劳动权联盟”），认为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性消费者，及周边从业人员都不应处罚，但可在营业形态、劳动体制、地点场所进行务实有效的配套管理。

另一派由早年推动反色情、救雏妓的励馨基金会、妇女救援基金会等组成，认为性交易不能是一种职业，更反对性产业（目前已经结合其它团体组成“反性剥削联盟”）。这些团体原本主张废娼，但在性工作者自己站出来说话后，她们改变说法，同意可以不罚娼，但法律应改为罚嫖，及继续将业主、媒介等罪罚化。

但是，“反性剥削联盟”现阶段诉求的后果仍旧让性工作者活在污名歧视中。日日春协会负责人说，罚嫖等于罚娼，性消费者不敢上门，就是要让性工作者活不下去。

并不好挂的红灯

6月15日上午， “反性剥削联盟”在台湾“行政院”前召开记者会，反对设立“性专区”。他们指控性交易的实质内涵是一种性剥削，倘若全面合法化，将导致性剥削更为严重。他们甚至将“成人性交易”与人口贩运相联系，却始终拒绝与“性工作者”对谈，让两者之间形成强大的壁垒。

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就认为，政府设立专区无济于解决性交易的问题，只会让人口贩子更加猖獗，还有性病传播、帮派、毒品等社会问题亦将无限延伸。

与之看法两极，以“日日春协会”为主导的“保障性工作劳动权联盟”则对“反性剥削联盟”的发言颇不以为然，他们在6月12日率众到“内政部”抗议，批评台湾“内政部”非但没有执行此计划的时程以及相关配套，对专区外娼嫖都罚的政策规划也为德不卒。

联盟发言人、日日春协会秘书长王芳萍说:“要不是有权有势有背景，怎么可能进得了红灯区，这个专区很可能流于政商勾结，那些弱势的性工作根本不可能在专区中卡位，终究要流于非法，对于现况毫无改善的可能，专区外的性交易地下化情形恐怕会更严重，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性交易合法化。”

两方嘴战，也引来了专家的加入。

由于纪惠容多次提及瑞典在1999年后转向“罚嫖不罚娼”，不但减少性交易市场规模，更减少人口贩运犯罪。对此，台湾著名性学专家、中央大学何春蕤教授提出反驳，她说，瑞典此举不但让性工作者更加“地下化”，也使不法卖淫集团得以两边榨取娼嫖，使出国买春、人口贩卖因禁嫖而有更高的“需求”，而这正是“性剥削”和“人口贩运”的温床。

陈水扁和马英九在任内，分别进行了各新台币300万元的性产业政策研究，结果都显示:性交易除罪化并合法管理是相对地下化更好的方式。但是执政者一直以没有所谓的“社会共识“为由，拒绝修改目前原则性禁止性交易的政策。

今年，台湾“内政部”又再度召开专家会议，与会各团体都认同“性工作除罪化”刻不容缓，但官方仍然持续拖延战术。一直到此时此刻，台湾大举观光牌之际，才提出此议，不禁让人有题外联想:“性交易专区难道是为迎接大陆客做准备？”

两方民间团体对立的强大压力，再加上各县市政府也以反对意见居多， 6月24日，台湾“内政部”急踩煞车，决定先打造一部“成人性交易处理法”后再行研议配套。

“红灯区”再次游离、摆荡。

在昔日热闹的风化一条街——归绥街上，如今的文萌楼已经不再是公娼馆，而是“身心灵幸／性福杂货店”，是日日春协会的大本营。

这家“杂货店”不卖杂货，卖的是“幸/性福”。这座见证了台湾半个世纪娼妓历史的小楼，与它昔日的主人一样，面临着转型，要替这些过去的性工作者寻找第二春……

以日日春协会、性别人权协会为主的“支持性工作者劳动权派”（目前成立“保障性工作劳动权联盟”），认为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性消费者，及周边从业人员都不应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