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台湾黑社会之二:各种牛鬼蛇神都出来了
2010年04月27日 16:02南都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周天瑞: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行政学硕士。从八零年代起先后担任《中国时报》要闻记者、专栏主任、副总编辑,美洲《中国时报》总编辑、《新新闻》周刊创办人、社长、董事长,环球电视台执行副总经理兼新闻总监,天开传播公司创办人,超级电台高级副总裁,《自立晚报》社长,《劲报》社长、“中央”广播电台董事长,2000~2003年担任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董事长。现任台湾《新新闻》文化事业公司董事长。

记者:这次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在台湾风光大葬,让23年前的江南案又浮出水面。1984年江南案发的时候,您任美洲《中国时报》的总编辑,据说由于报道了这个事件时报后来被迫停刊了。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台湾主要媒体报道这个事件的概貌。

周天瑞:我现在还记得那天晚上,是1984年10月15日,因为刚刚报道了奥运会大陆选手获金牌的事情,台湾当局对报社意见很大,当时美洲《中国时报》的气氛很压抑,很肃杀。所以那天我特意安排了一次晚餐酒会鼓舞士气,在会上和报社同人提出目前处理政治新闻需要暂时低调一点,但同时又不要让读者觉得报纸比以前难看。酒会后刚回到报社,我就收到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稿子,江南遇刺。当时我心里就嗡的一下,刚准备收一收就碰到这个天大的新闻,该怎么做呢?老天真是折磨人啊!

这时我没有去请示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董事长),也不想找同仁商议来推卸责任,我的想法是一定要登,而且不能处理的太小,因为当时美洲中国时报的竞争对手《世界日报》对这个新闻的处理很小,如果这两份台湾国民党中常委办的报纸都处理的那么小,那么会被人看笑话的。

于是我立即安排记者去访问两个人,一个是江南在纽约的最好朋友陆铿,一个是《加州论坛报》的总编辑阮士方先生(《加州论坛报》就是连载刊登蒋经国传的那份报纸)。记者连夜发回来两份稿子,受访人都怀疑这是政治谋杀。其中陆铿先生便明确提出疑问:江南不好色,也跟人没有财务纠葛,所以这次遇刺,肯定不是情杀,也不是财杀,那么是什么杀呢?

我心里知道,就这么直统统的登上去,一定会惹事。我的做法是将这两篇访问稿浓缩成一篇,加上此前旧金山发来的消息稿,放在美洲《中国时报》的一版头条,同时用了一个排除法,去掉陆铿原话里的“是什么杀”,保留他的“不是情杀不是仇杀”的判断放在标题里面,这样传达一种言外之意的东西给读者。我现在还记得两个主标题一个是“作家江南自宅遇刺殒命,两歹徒持枪行凶骑脚踏车逃逸”;另外一个是“惊闻噩耗,文友咸表震悼——陆铿认为不是情杀不是仇杀,阮士方痛谥……”

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特殊环境下处理新闻的教材啊。在那么严峻的情况下,如何想办法“偷渡”新闻,既要对历史负责,又要对未来有交代,这是媒体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持有的原则。

现在回忆起来,此前关于洛杉玑奥运会的报道和关于台美关系的一篇社论,已经为台湾当局所不满,他们认为时报“为匪张目”,余先生本来压力就很大,这个时候再出来江南案的报道,环境更加险恶,加上外汇管制会导致办报经费的一些困难,促使余先生下定决心自断一臂。半个月之后的11月11日,余先生决定关闭美洲《中国时报》,所以这次关报事件后来被称为“双十一”事件,当时还引发了一些外界的猜疑。那天早上,余先生约我谈话,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他无奈而痛心的样子,

美洲《中国时报》关闭以后,也有一些评论认为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我问心无愧,余先生则希望我回台湾继续办报。当时的形势我觉得也不太适合,于是我决定辞职,离开了美洲中国时报,也离开了报界,在美国开办了一家洗衣店,后来从事保险行业,那几年我的保险还做的很棒。

但仅仅是两年后,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组党,大家观察蒋经国先生的反应,一边互相联络,感觉台湾政治形势即将发生巨变,于是我回到台湾继续办报,1987年3月12日,创办了台湾《新新闻》周刊。

江南案本身的结果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该案的进展对台湾民主化的影响可能也不是它的本意。正如我刚才所述的美国中国时报当时所处的环境,事实上在江南案发之前,由于台湾党外运动已经威胁到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蒋经国先生不得不倚重保守派的力量来进行弹压保持所谓社会稳定,虽然他也知道这样做也许不是长久之计。江南案发后,美国人的力量介入进来,迫使蒋经国先生对保守派的力量进行打击,反而给台湾带来了政治开放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在政治形势将变未变之时,媒体和媒体人应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让人感慨的命题。江南本人我认识而且接触过,坦率的说,我不是特别喜欢他本人的性格,但是向任何人行凶,都不是一件对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新闻人,必须做这样的报道和处理,不可能不报道。

记者:从案发到解严前后,一直延续到陈启礼入狱和出狱乃至远走海外,陈启礼和竹联帮一直是台湾媒体关注的对象。这次陈启礼在香港病逝,直至后来在台湾举办葬礼的全过程,台湾主流媒体是如何报道和解读竹联帮和陈启礼本人的?我听说您曾经在《新新闻周刊》的一次编前会上特意提出来不要用英雄的规模来报道,调整的原因和考虑是什么?

周天瑞:必须承认,这次事件的前期,在台湾媒体很多不够节制的报道里面,陈启礼俨然就成了英雄,我个人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对陈启礼本人,我后来也接触过,他个人风格的确有让人尊敬的地方。但在江南事件上,我认为他动机上是犯了“忠党爱国”的爱国主义毛病,手段是不人道的、愚蠢的,也是不必要的,即便他“忠党爱国”的动机我们不一定说这是错的,但也不必把他变成英雄吧?难道就没有了是非了吗?这里还是有一个价值观的解读问题,媒体报道,在这里面还是有一个比例原则需要把握的,这也是我在编前会上强调这个的原因。所以台湾媒体后来在报道后期,还是注意到了这个偏差,开始做了相关平衡和补救,再加上警方也对葬礼现场做了约束,一些黑帮大佬也开始低调示人。

记者:包括立法院长在内的高官也都参加了陈启礼这次葬礼,有人描绘说几乎再现了电影《黑金》的场面,因此也可视为台湾黑金政治的一个侧面。葬礼上挂的挽联“启节秉乎天,人从侠道知忠荩;礼失求诸野,路断关河望竹林”,据说是台湾知名作家张大春所撰。在您看来,这是否就意味着代表台湾主流社会对陈本人和竹联帮的看法?

周天瑞:张先生为什么要做这么一首高度褒扬陈启礼和竹联帮的挽联,我开始也是有点困惑,后来我看到张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一个解释,他认为这首挽联有两层意思,除了表面上的褒扬之外,还有一层是反讽,也就是说张先生昕里面认为陈启礼和竹联帮被国民党作为工具先用再弃,也为他觉得惋惜和不值。

一部分民众对这次葬礼的看法,我觉得可能无意中投射了一个东西,那就是一部分从眷村长大的外省人,把对现实不满的省籍情结等纠织在一起,通过对陈启礼这个曾经为党卖命的老人的同情爆发出来。

至于台湾政治人物亲身参加葬礼,也是让我在内的台湾媒体人深为困惑的地方。如果说演艺界人士参加尚能理解,那么一个立法院长派人送个花圈就够了,有什么必要要亲自参加呢?难道还要鼓励这么一种历史上已经证明了的处理问题的错误方式么?我认为,本质的东西不会因时空的改变而彻底改变,当时是黑帮,现在还是黑帮,当时是杀人,现在还是杀人,当时不该,现在还是不该。

记者:这次葬礼之前虽然台湾媒体也有过类似黑老大出殡政商捧场的报道,但有观点认为,这次事件集中暴露出来台湾转型正义的不足,民间厌倦政府,甚至崇尚讲义气的黑道老大,认为盗亦有道。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待?竹联帮和其他帮会目前在台湾的现状怎么样,台湾媒体和主流社会如何看待这些曾经风云一时的帮会,如何看待这个隐性社会和主流社会并存的局面?

周天瑞:必须得承认,现在的黑帮已经不是以前的黑帮了,所谓盗亦有道,放在现在的台湾社会,恐怕不能够得出乐观的结论。因为现在台湾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黑帮里面“小弟杀将”的也很多,因为空间只有那么大,要争出头,只有不走寻常路。

至于像竹联帮这样传统意义上的黑帮,以我的生活经验,在现在台湾的日常生活当中基本感受不到了。反而像诈骗集团这样的现代意义上的犯罪团伙对台湾社会影响不小,我想这个主要是由于政府管治无力,价值观崩塌,社会失序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各种牛鬼蛇神都出来了。不要说黑帮,小朋友也没有以前那么讲礼貌了。

在竹联帮一案上,回顾这20多年的台湾媒体发展历程,在解严前后是为了应对政府管制,更多的是需要勇气和担当,在现在主要是为了应对欠缺社会责任感的泛滥无序状态。和过去应对管制相比,现在台湾媒体的传承和责任功能逐渐被模糊掉和稀释掉,媒体人很难像过去一样在对抗威权的过程中产生成就感,反而充满无力感。台湾的经济规模总量不大,空间有限,生存的压力大,由于过分的竞争,由于商业压榨,台湾媒体现在有不少问题,诸如失范和无序,眼球第一,所以被人诟病为现在台湾做新闻,不需要思考。我想这种完全失控和乱象丛生的状况和局面,也是令人担忧的。这个也值得大陆媒体深思,在未来可能的空间拓展急骤放开后,如何避免走台湾媒体的老路,如何在管制和无序之间,走出一条稳健的道路,走对,走好,走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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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石扉客   编辑: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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