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3日的泰国大选被普遍认为是军方给自己2006年9月的军事政变“找台阶下”，然而，因为被迫下台的亲他信力量极可能越过层层加高的大选门槛而重新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以颂提为首的军方势力很难如其所承诺的那样袖手旁观。鉴于泰王普密蓬此前几度病危入院，未来的泰国政局再不能倚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像以往那样力挽狂澜，稳定民心，命途多舛的泰国民主进程应当坚定地走出自己的步伐。

前赴后继的颂提们

在军事政变已融入政治生态的泰国，颂提不会是最后一个发动政变的领导人。自1932年泰王接受“君主立宪”以来，军方从未停止过扩权的努力。半个多世纪的经营造就了一个“穿军装的政客”阶层，他们或台前或幕后，对政权更迭、时局演变施加影响。

2006年的政变，被军方解释为旨在“恢复被他信挪用来巩固个人权力的民主制度”，并暗示是因为他信总理对泰王的传统权威构成了威胁，包括他信利用不法手段为自己的党赢得国会绝大多数议席，并与国王争夺对于军队和农村基层的影响力等。而此前他信遭到舆论炮轰是因为他以权谋私，违规出售家族公司给新加坡，以及钳制媒体，控制宪政法庭、中选会和国家反腐委员会，利用行政资源打压反对派等。如果只是腐败与滥权问题，那么轮不到军队来管，故军方给他信戴上密谋反对国王的高帽，开着坦克上街恢复宪政。

表面上看，9月19日深夜的不流血奇袭，国王的背书，以及军方一年内还政于民的承诺使这次政变受到曼谷市民欢迎，也给政变军人颂提积累了声望，但之后因前军人素拉育领导的临时政府决断不足且腐败上身，以及施政不当累及股市和经济，民怨开始多起来。更糟糕的是，把本应在享有刑事豁免权的首脑卸任后才予以侦办的行动用非程序化的方式提前落实，毁坏了民主机制的自我调节能力，并再次激活了军人领袖们的野心。

实际上，军方对民主实践缺乏容忍的暴躁性格是有深厚历史渊源的。1932年推翻君主制的功劳被记在少壮派军人名下，议会代表从一开始就被军方看不起；二战后共产主义势力在中、朝、越的连番胜利使得泰国成为美苏冷战的前沿阵地，军方也由此获得了美国的倾囊相助，实现了硬件和软件的现代化，一个类似土耳其军方的亲西方军事精英集团从此频频干预朝政，你方唱罢我登场，做得过火了则由国王出面纠正。这样，到1992年为止，泰国60年间发生了17次军事政变，政权被控制在军人或前军人手中竟长达51年。

1990年代，民主化浪潮催生的学生运动和崛起的商界领袖，打破了以往军事精英一统天下的权力格局，军方的权威不断受到民主力量的挑战。2001年商界精英他信率领的泰爱泰党赢得大选，让军方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信自恃作为民选总理，不像以往经政变上台的政客那样倚重军方，让军方感到前途未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该国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军事高官，陆军司令颂提在他信铁腕镇压南部分离主义势力从而积怨南方的同时，通过接二连三的谈判建议，在泰南穆斯林中积聚了大量人气，成了重振军威的合适人选。

曾留学美国的颂提一开始并不愿意插手政务，他甚至直言军事政变对国家的灾难性后果。但是当他信把亲信安插到军队来负责曼谷的安全时，他表示反对。2006年踯躅不前的军队改组过程中，传出了颂提要被提升为军队总司令的口风，预感不妙的颂提加紧解雇了129名被认为效忠他信的中层军官，向政府传递了其羽翼丰满的信号。直到5月，他仍然否认政变的可能。但之后，他指挥军队进行各种名目的演习，让百姓逐步习惯身边来来往往的士兵。政变成功后，颂提由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色跃升为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发动“不情愿政变”的颂提，并没有摆脱军人政变后通常的施政逻辑。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军头们总要为其交出权力设定“出路保障”。首先，要保证下任政府不会对他们起诉、惩罚或针对军官的执政行为展开报复；其次，要求尊重军队的制度化角色和自治，让他们继续掌控国家安全事务以及军火企业等。要实现上述保障，最稳妥的做法是为这些利益设定体制性保护。政变后颂提废除1997年宪法，代之以临时宪法来管制国家，改两院制为一院制，议员由选举改为指定，废止5人以上的集会；之后又炮制了一部赋予军队罢免总理和解聘阁员权力的新宪法，并在2007年8月全民公投中以差强人意的支持率过关。

在这一切部署妥当后，颂提辞去为期一年的国安会主席职务，改任临时政府副总理。尽管颂提本人表示，不会在大选后出任总理，但新宪法规定，军方领袖有权召开内阁会议解决行政问题。对此，有泰国法律专家表示，这是军方领袖恋权的表现，但军方能否确保新产生的文职政治家履行这些条件，还要看双方权力的相对大小，如果文职政府的权力强大到能够制衡军方的程度，军方的要求会在二者的谈判中受到限制或者干脆遭到拒绝。就泰国目前的状况看，民主势力虽然处于恢复性上升的态势，但仍不足以抵抗军方的强势，因此只能默认这些要求。但这又给军方养精蓄锐提供制度保障，为下次政变埋下了祸根。

盘根错节的民主障碍

除了一个尾大不掉的军方外，因漏洞百出的民主实践而加剧的城乡对峙，也削弱了泰国民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山区的农民看来，泰王的农村自给自足方案不能使自己奔向小康，而经常拜访他们、听其叫苦诉冤并为其社区上马很多公共工程的候选人才是他们的大救星。但在受过良好教育的曼谷及邻近5府的中产阶级看来，前“电信巨子”他信的“3年缓债”、“30铢治百病”、“农村发展基金”等复兴农村方案是建立在对他们增加税收的基础上的，在农村人口超过一半的泰国，这无异于一种政策买票行为。出于对“视野狭隘、举止粗鄙”的民粹势力的厌恶，反对党、媒体等原本反对军事政变的群体，默认了颂提的政变举动，有利益受损之虞的中产阶级不再是民主的中坚力量。

2007年8月19日的宪法全民公投，充分体现出城乡两个选民阶层的分裂。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此次全民公决共收到2598万张票，在曼谷地区65.69%赞成，34.31%反对；在东北部地区62.85%反对，36.82%赞成；被视为民主党基地的南部地区88.3%赞成，11.7%反对。12月23日的大选，仍然逃脱不了城乡两重民主的撕扯，尽管民主党在用减税政策拉拢工商界的同时，也开始借用他信的民粹策略，向农民和城市贫民承诺会启用比他信政府更为优厚的倾斜政策，但这是疲弱的泰国经济所不堪承受的，民主党终会自食其果。

受制于军政府和城乡龃龉因素，泰国的多党民主一直发育迟缓。目前泰国共有65个合法注册的政党，此次报名参选的就有十几个，在热闹的阵势、激烈的竞争背后却潜藏着公众对政党的不信任，从呼声最高的亲他信政党人民力量党和老牌反对党民主党任何一方都很难赢得单独组阁所需的国会过半数议席，便可见一斑。很多中小政党的党魁坦言，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获取国会的“关键少数”地位，进而谋得一官半职。预计本次大选后的内阁组成亦需中小政党出手来破局。

为了防范亲他信力量卷土重来，军政府除了在新宪法中安置军方干政的“后门”，还对参众两院代表制作了大手笔改动:参议员由1997年宪法中的直选变成了由中选会推派，数量由200名缩水为160名；众议员也做了同等比例的缩减，由500人减少到400人，其中8成直选，2成由政党比例代表制产生。直选议员名额的减少，给依靠人海战术的人民力量党增加了取胜的难度。况且颂提还暗示，如果人民力量党获胜，不排除再次政变的可能。所以大选即便顺利举行，也只能产生一个脆弱的内阁，泰国民主仍将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