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伟：邓玉娇案是怎样的胜利？

邓玉娇案一审判决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可以说既维护了司法的尊严，又顺应了公众对社会正义的期盼。6月16日，湖北巴东县法院当庭宣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邓玉娇在法律上由此彻底恢复自由身。

虽然此案并非最后尘埃落定，但是一审判决结果足已让关注此案的社会公众的久悬之心落了下来。有媒体报道说，有一位家有8岁女儿的父亲，得知这一消息甚至当即泪流满面。

这种欢欣鼓舞在此前几起公共社会事件中都有所呈现。“华南虎事件”中假虎的认定、“躲猫猫”事件中最后真相的显露、“杭州飙车案”中警方的道歉等等，这些事件的最后结果不能说是完美结局，但无疑都是公众所期望的方向——公理和正义。我们认为，某些官员违背常识的先入为主的判断是对民众智慧的蔑视。

所以，邓玉娇案的一审判决以及其他公共事件的最后正确裁定，是民意和公众舆论的胜利。如果没有公众不依不饶、百折不挠的对真相的追问，没有公共媒体、网络上的大声疾呼，这些案件是否仍会向今日结果演进，值得商榷。

当然，我们不主张舆论影响司法。作为司法机关，对于公众舆论背后的民意“成分”，必须有独立的判断，不能因为舆论的影响而丧失司法的基本理性。舆论之所以不能代替司法，就在于法律判断的专业性。任何的司法裁决，都应专心于事实的调查与法律的分析，最终在事实基础上作出客观、准确的法律判断。

但是我们为什么仍要强调舆论的不可或缺，一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司法不公的事实；二是司法判决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其他监督主体缺位的问题，舆论监督不得不承担超过其范围的作用。邓玉娇案中，警方的一些不合常规的操作，如代替邓玉娇的母亲公布信息。另外，在警方几次案情通报中，让人迷惑的文字游戏，如将“特殊服务”变成了“异性洗浴服务”；“按倒”变成了“推坐”等等，这足以让公众产生存疑。而警方这些行为是缺少监督的，其公信力自然大打折扣。所以经过几次公众事件后，我们的经验是，舆论不可干预司法，但足以让真相呈现。

十二年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把“依法治国”写进了它的纲领文件，这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进一步向前发展。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法治才刚刚起步，目前存在的问题也还很多，以后的路还很漫长。建立法治社会，不应是政府一方的责任，而是社会全体公众的参与，这种参与一方面推动政府的法治建设；一方面也让法治观点普及民众。只有民众作为公民主体参与到社会事件的管理中来，参与到法律的监督与制定上来，法治社会的建立才有可能。

所以，在此层面上，我们现在并非有过多的声音，而是缺少更多的声音。我们希望并鼓励更多的公众参与到公众事件的讨论中来，并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法治社会建设中存在的公民意识欠缺问题。惟有此，法治社会才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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