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韧：欢迎回到《时事开讲》，继续请邱震海先生来解读。

邱先生，您认为东西方的思想心理调适的特征是什么？

东西方思想家论坛应提上日程

邱震海：对，我个人给它归纳了一些特征，我认为它有一个基本特征，基本特征当然有很多了，首先是双向的。当我们说心理秩序调适的时候，肯定不是单向的。当西方人要求中国人，或者要求东方人调整的时候，我们也要求西方调整，双方这个天平失衡了是双方共同处理，双方共同面临的挑战，双向性。

第二个，它是一个依附性的过程，就是它不是第一位的。但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新闻工作每天处理的都是日常的国际事务上的东西，达赖访美、美台军售、澳大利亚风波等等这个那个，但是所有的这些问题，背后它有一个心理秩序的调适过程。所以心理秩序调整，它可能往往处在事务的第二层面、第三层面、第四层面，埋的非常之深。但它表现的形式，往往是一种突发性的，我们每天注意到的一些新闻事件。但是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由于新闻事件忽略了它背后的一些最为深层的原因。

第三个，当然心理调适是非常的漫长，它绝对不会像外交谈判来的那么简单，也不像外交制裁来的那么痛苦，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同时，它经常会有反复，时好时坏。有时候表面上看的好了，就包括现在我们看中日关系，我始终在提醒，当前几年我们说中日关系要理性处理的时候，现在好不容易当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理性处理了。其实我们还要提醒中日两国的民间情绪，经常会时刻的反复，就是它的那种心理还是非常脆弱的，一种反复性。

第五个是它的迷盲性。其实我们现在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战略上，大家双方都处于迷盲。既然是迷盲，双方都处于互相探索，双方的民间情绪也是处于非常迷盲，谁也不知道如何看对方，谁也不知道如何认知自己，谁也不知道周围的世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定义，未来我们的关系会走向何方，处于非常的迷盲。

还有一个它是多层面的，决策层在迷盲，最底下的老百姓也在迷盲，舆论、我们也在迷盲，那些精英阶层、智囊们，他们就没有迷盲吗？同样也是迷盲。所以多层次的，大家都在迷盲。

还有一个它的逆转性，它有时候会突然一种方式，忽然反作用于某一个层面。当民间情绪忽然一下子如山洪爆发的时候，它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去冲击各个国家它自己的决策阶层，使决策阶层也被迫的被民意所牵制。

所以这种心理秩序调适它有一些特点。但是总而言之，它在表现方式上，我觉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关注自我，多余关注对方。也就是说大家都是身处自己的圈子里头，自己的圈子当然很有道理。过去几百年形成的这些游戏规则，形成的那些价值观。于是，站在自己的圈子里，他就开始指责对方，你怎么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你怎么就不能安全我所希望的那样去走？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情绪多于冷静，首先是情绪性爆发，或者说用另外一种方法说，往往是通过冲突走向冷静。必须承认人类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在冲突当中崛起的。但是我们希望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中国和世界，世界如何看中国，中国如何看世界，不要再重复过去几百年任何一个大国的那种所谓的规律。当然通过冲突某种程度是需要的，但冲突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进行冲突，而不是在一个低层次上通过冲突进行徘徊，要不然就太简单了，人就用刀、用枪很简单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现在双方的对话，这种对话应该是一种全新的对话，思想家的对话。文明的对话，现在就非常重要了。

我个人一个浅见，我认为应该把两个东西分开，其实一个是议题，每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议题，那当然由外交家们去处理，有战略家们、有政治家们、经济学家们去处理，但是其实这些议题折合起来，其实它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心理根源，在双方都是如此，就是心理秩序的调适。那么这种心理根源的东西，绝对不是政治家、绝对不是外交官、绝对不是军人、绝对不是战略家、智囊们能够完成的，它必须是思想家提炼了双方民间所有的情绪，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进行非常抽象的一种对话。

在这方面，所以我觉得议题上即要分开。你不可能思想的对话来覆盖或者替代所有的这些现实政治上的层面。但是也不要因为我们在现实政治上的博弈，就疏忽了我们其实双方民间情绪上有很多剪不断理还乱那种情绪上梳理的一种挑战。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和西方双方其实一个互换思想家的过程。其实在这方面，我个人一直有一些建议，我认为现在中国和西方需要有一个，乃至一些或者一个系列的思想家的对话过程，首先双方能不能物色到在双方各自的文化圈里一流的思想家，然后跟媒体合作，然后同时通过媒体尽快的把这个对话的东西延伸到双方民间上去。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作为一个浅见，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到提出来的时候了。

任韧：我们希望这种更高层次的思想交流，能够更加有效的促进东西方之间心理秩序的冲突和融合，非常感谢邱先生的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时事开讲》，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