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对，那么你刚才提到呢，就是这次的中欧论坛涉及得面非常广，那么我们也很想知道，其实作为欧洲，他们是怎么样来看中国崛起的，那么他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心是什么，忧虑是什么，那么合作的以后的机会前景又是怎么样，我们在下一阶段再来听听进一步的分析，观众朋友，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时事开讲》一会儿再见。

主持人：这次中欧论坛围绕着中国崛起之后中欧之间的关系，那么到底西方人怎么样来看中国的崛起呢，我们再来听听邱震海先生他的一些体会，那么这次的会谈包括了很多的方面内容，那么到底西方人他们是怎么看中国的崛起的。

邱震海：对刚才我们讲到，中国崛起给西方带来了很多冲击波，那么这种冲击波我认为一部分是比较人性自然的反映，这个只是在经济或者在物质这个层面，另外我们知道随着现代人类进入20世纪，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发展非常快，有人说20世纪下半叶发展超过了前面几百年，而20世纪最后15年，到10年，由于有了互联网的出现，所以它又是更加以加速度的方向发展，那么这种高速的发展，其实本身跟中国崛起没有直接的关系，本身给世界带来很多迷盲这种迷盲是一种价值观上的迷盲，是吧，那么现在大家都在谈全球化，那么有学者就提出，全球化事实上现在大家全世界的目光都围绕着美国在转，造成有一种感觉就是全球化就等于美国化，美国化就是等于单一化，那么这个其实是从，无论从国家格局，还是从文明秩序，还是给人的一种价值观上，都是非常危险的。当然美国很重要，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从文明的角度说，中国和欧洲同时都是人类的两大文明的两个大陆，那么他们本身就有非常丰厚的文化的底蕴而这种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可以产生出一定共同的智慧的，那么这种文明上的一种切磋，有没有一种共同上的价值观可以在目前人类已经，由于物质非常迅速地发展，而造成人们心灵的迷盲，价值观的迷盲等等，精神上的一些危机，能不能给人类有一种启示作用，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明对话的角度上来说非常重要。

那么这次整个对话呢，刚才我说了分两部分前面是46个工作访，分两天，几乎就是每一个议题，每一个工作访都非常细节的，有这么厚厚的一大叠，大家讨论下来的资料，然后到后两天是全部汇总到布鲁塞尔，但是再进行大会的，一千个人进行大会上的研讨，到了最后是无法得出一个总的结论来在现场的观察来看，我认为整个的论坛上有三个层面的对话，几乎同时在展开，第一个层面上的对话，就是刚才我说的，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一种技术方面的一种对话，比如说水资源的管理，环境如何处理，能源如何管理国土整治如何进行，这些都是在任何一个工业国家，它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遇到的问题，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但中国自身遇到这些问题，而且中国自身的这些问题，比如说环境污染，比如说水资源无法管理，比如说能源上的一些需求，已经冲击了西方国家，可能会给其他国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所以这个时候当其他国家有一定的忧虑的同时，其实对中国自身也提出了挑战，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是的一个层面的对话，这个方面更多的都是一些专家学者在对话，或者有些是双方的政府之智囊，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在文化和文明层面上的对话，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抽象，但是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就是刚才我说的，现在相当一部分的国家和人民都把美国作为唯一的指向，唯一的参照的目标，去办理全球化等于美国化，美国化等于单一化，那么这种趋势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和欧洲作为两大文明的大陆，可以在中间发挥作用。

第三个呢层面的对话是公民之间的对话，这里面比如说有妇女之间的对话，中欧双方媒体记者之间的对话，有双方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包括很多个体，一个匈牙利的年轻人和一个中国年轻人的对话，一个来自中国广东的农民工和一个来自罗马利亚，和比利时的一个渔民之间的对话，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这次论坛的话，你很难想象，一个广东的一个农民工的个体和一个匈牙利的渔民产生一种对话，或者人与人之间彼此加强了解，这个当然说的非常个体分散，也有些好象看不见，摸不着的现象，但是我觉得其实社会和文明之间其实首先是人与人之间沟通非常重要。那么说到最后，就我的一些观察所见，包括跟一些政府的智囊也进行交谈，包括学者什么，那么基本上大家可以感觉到，比如说在中国威胁论这个层面上，水资源如何管理，能源环境如何管理，你要双方通过两天或者四天的一种切磋，就得出共同的一二三我们以后就这么做，那显然是太简单化了，那么这个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就使第一是双方的，比如说政府智囊，大家彼此都了解了，欧洲的智囊了解了，你中国人在想什么，你的逻辑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是什么样的，那同样反过来的逻辑是什么样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了解了之后，其实对双方回去各自的政府写包括也好，或者研究成果注入新的元素也好，会有更加客观的一些平衡，如果说在这个之间，大家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自己的思维方式，用自己的语言系统来看对方，那么未来在你的思维中，中国人思维当中，就会增加一些欧洲的眼光，你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那么这个其实相当程度是丰富了知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更何况在文明对话，在公民双方自己本身也是有很大的一种参考价值。

还有一个我觉得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观察，就是我刚才讲到，中国大陆去了将近三百个，来自各行各业的，香港比较少，香港就去了连我在内大概就是四个人，那么在中国大陆，将近三百个，这三百个人里面，当然大部分是学者，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也有是政府官员，共产党的政府官员，也有一些是刚才我说的是农民工等等。当然每个阶层，每个不同的人们，由于他的职业，他的行业不同，他关心的提出的问题都不一样，政府官员，政府智囊他更多的是从他的角度，学者也许是从文明对话的角度，是吧，那么有一些比如说来自广东的，一个是叫业主委员会的一个代表，我们知道从10月1号开始，物权法就正式诞生了，真正开始生效了，那么业主有维护自己权利的，同他相反的，有一个房地产协会的代表，还有一个是企业家，它比如说是非常关心生态，中国的生态，中国的经济发展给生态造成的巨大的损害，而以前的绝大部分企业家它主要是光顾着经济上的发展，这种社会责任相对比较淡薄，但这次我也看到有一部分企业家已经自发的开始组织起来，组成企业家的一个生态协会，用他们的财富，用他们的在社会上的影响，希望为中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做一些事情，另外还包括农民工。所以可以看出我想说的是其实除了正规的政府官员，正规的智囊之外，在中国这个社会，一方面在多元，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很多萌芽正在产生。就我刚才举到的这些非常琐碎的例子，我们就已经看到，大家各种利益的代表，各种诉求都已经产生了，包括各种社会的关怀，那么还有我一再讲到农民工这个例子，比如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启示，他能够从一个普遍的农民工，能够从中国的广东路远迢迢加入这么一个代表团跑到欧洲，跟欧洲的渔民或者公民进行对话，本身就很了不起，再加上他提出的议题一定是涉及中国农民工最底层的农民工的一个议题，在这么一个国际论坛上，引起世界级的这种关注，那么这背后当然是涉及的一个和谐社会的平衡问题，这个涉及一个社会法制的建构问题，而在这法制的建构过程当中，中国又能够向欧洲学什么，欧洲的经验又能给中国某些什么启示，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其实从光提出议题本身，我们就已经可以折射出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地发展以及未来的某些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