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许教授讲的很对，他要是不讲，我也会跟你讲。这样的人，往往是真的并不是做这样的事情。
   
窦文涛：但是说真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影响国策的经济学家，在世界经济学领域里，他们这个水平，究竟怎么样？
   
陈志武：可能在国内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些经济学家，实际上？
   
许子东：现在有人去世界银行了。
   
陈志武：在主流经济学，主流金融学里边，实际上并不是太有影响的。因为坦率的讲，研究中国经济的这些学者，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的那些大学里边，目前并不是主流的那些，在世界范围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因为这个里面又回到什么是经济学的问题，经济学的研究，不一定是那么具体到一个国家的精力，而最好是走遍天下，这种一般的真理，一般的。
   
许子东：其实他背后还是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还是有英语的强权，世界的学术强权。
   
窦文涛：你讲的是理论，这还有一种经济学的应用，包括金融的应用。像你那天还谈到，你认为中国的金融，不能固步自封，是吧？还是应该发展这种种种的金融工具。
   
许子东：多借钱。
   
窦文涛：但是你知道，我听一些经济学家讲，他也是好心，从美国回来，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银行，还不能跟国际接轨，他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说人才问题。说你根本玩不过人家，说中国的这些操作证券，操作银行的这些人，说你跟美国的华尔街那些金融高手们，你一上去马上就掉井里了。他们的这种议论，你怎么看？

陈志武：我不怀疑中国人学这些技能的能力，只要给他一些机会，比如说像几年以前，2005年的时候我当时发现凯雷收购徐工的运作失败了以后，当时在中国没有几个人了解私人股权基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的说野兽，猛兽，这个不得了。我当时那些暑假，我花了很多时间写了一些文章，在《经济观察报》还有其他的报纸上，也给了许多采访，就是要介绍私人股权基金对中国产业的转型，经济价值的深化也好，到底可以起到哪些作用，这些公司在美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个时候我差不多是少数的几个，甚至唯一的一个人尽量想办法让更多业界的人，对私人股权基金更好的理解。前天我们的一个朋友，在北京西城区西边，参加一个私人股权基金的经理大会，一千多人，都是PE的经理，在中国现在在北京也好，深圳也好，上海也好，其他地方也好，碰见一个张三也好，李四，那么多的人都是私人股权基金，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学东西，接触东西的速度可以这么快？
   
窦文涛：没错。
    
陈志武：四年前。
   
许子东：现在碰到领导干部，常常跟你讲私募基金的问题。
   
陈志武：对，所以我不怀疑只要给中国这些年轻人，中年人一些机会，我不一点都不担心，他们会很快的学会。
    
窦文涛：中国人是勇敢、聪明、智慧。    

窦文涛：最后我想知道一下你对这个国内的经济学界有什么自己的意见、建言？
   
陈志武：其实我觉得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也好所完成的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市场化的进程，社会的转型，是包含了西方国家从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几百年所完成的的进程，这种短期能够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今天特别我们说能收集到研究的数据，对于任何想要研究经济学，想要研究社会方方面面的这些学问的人，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天能够提供的研究的资源，正因为过去这些变化太快了，太多了，太广泛了，就包括家庭、社会结构等等，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那些变化，所以这种机会，是本来可以，如果学界环境更自由，然后在研究方法上面更能够吸收过去一百年，特别是过去50年左右整个世界经济学界发生的变化，这些推出新的方法的话，中国可以给这些新一代的经济学家提供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学前景可以很好。但是需要做很多的，特别是教育制度、研究制度方面的改革。
   
窦文涛：对，中国多好的经济研究的模型，但是这个不能光让教授到处走穴去，这样出不了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