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壮壮：这是在以前根本没有的，咱们以前拿到剧本，这剧本行不行，上来直接对剧本进行讨论，怎么拍。我记得拍《红象》的时候，跟张艺谋我们俩聊一场打架的戏，张艺谋手舞足蹈的在那儿聊，曾念平是摄影师。当时我那班子厉害了，我跟您讲，张建亚、谢小晶这是导演系的，加上我，摄影系的是张艺谋、吕乐、侯咏。

窦文涛：好家伙。

田壮壮：美术是冯小宁。

窦文涛：是都大腕儿。

田壮壮：摄影师是曾念平，你说这一班子多少人，这是处女拍，那时候你全部想的是怎么把这个最好的镜头拿下来。那时候变焦都很短，就想从一个小女孩的脸的特写，把这个大榕树和三孩子在大榕树，你去过坎城，大榕树多大，差不多一亩地到两亩地，七节一倒，倒两回。这边这个车走着，前边几个人趴在地下往后接，一直到十四节。

窦文涛：实际上，许老师，我还想问问你呢，这个好像是电影圈的事，实际上跟当时整个的时代背景都有关系。今天很多人说起来，你该怎么说，比起今天的时代，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说中国好像有过两次精神探索，或者这种高峰，一次就是从五四一直到抗日战争前。

许子东：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窦文涛：还有一次是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我都记得，现在的大学生，我当然不太了解现在大学生的生活是什么样，但我记得我那时候的大学生，现在觉得也有点可笑，谈尼采、谈萨特，而且街头巷尾的年轻人凑在一起，骑自行车两钟头为了去看一个内部片，聊的都是电影，聊的都是小说、文化，今天也有人说，那都不是一个正常社会里的情况，你怎么比较？

许子东：不能这样说，那个时候看电影，那些叫座的、拍得好的电影都跟文学有关。《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动物凶猛》改编的。《芙蓉镇》、《红高粱》等等，谢晋不去讲他了，《牧马人》、《天山》，《人到中年》等等。就说那个时候的文学界跟电影界好像是一起在这么走。

九十年代以后，那边是走到了《英雄》、《无极》那个路子，你说文学界没贡献好作品吧？不是。九十年代以来，可以改编成电影的大作品，比方说《白鹿原》、《心灵史》，张伟的《古船》，《九月寓言》，只有改了一部《长恨歌》，所有这些有份量的，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包括莫言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生死疲劳》也可以拍电影的，全都避开了。

你看到了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以来，我们中国的作家这一摊被边缘化，边缘化不代表他们作品不好，他们的作品照样是非常有生命，《白鹿原》、《心灵史》、《九月寓言》都是非常好的作品，可是电影界不看了。为什么不看了？就是刚才讲的预审，这个预审不是说电影局长在那里审，导演一开始就要跟投资方，因为投资方是一个商业的，你跟投资方一商量，已经预审了。

田壮壮：我还是觉得，刚才你们俩聊这事，我就觉得其实我也是特别陌生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小的时候去北戴河的时候，北戴河有一个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这么一个休养所。每年去总理、陈毅、贺龙一定去，一块儿吃饺子，一块儿聊，郭沫若去聊电影。现在，我就知道有过一次接见文艺界，大概早晨5点多钟开始集合，十点钟见，港台都来了，那一次我是没去，我就觉得接见不亲切。因为我小时候有过那种亲切的感觉，比如说郭老的孩子我们敢打他，都是孩子，你闹我就打你。

但是周总理和陈毅他们去，跟他们聊电影创作，他们在聊创作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就坐在藤椅上，抽着烟、喝着茶在聊了，聊了该汇报就汇报，漫不经心之间就把他会对文艺的一些东西和未来的东西做了一些部署和指示。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到今天我们60年的时候，我们共产党成熟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更坚强的，更有自信的时候？市场也好，你说的题材也好，我们好多人自己先退却了，我觉得退却的原因是没有人撑着我腰，我当然要退却了。

窦文涛：我自己就感觉，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你比如我做媒体的也是，其实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在驱使我，谁愿意往墙上撞啊？

许子东：对，每个人都是两个人，一个人是知道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对自己有利，另外一个人是知道做什么样事情对，我相信做什么样的事情对。八十年代那回儿，这两个人合成一个人，你做的事情是对的，同时对你又是有利的，对你带来好名声，对你带来了艺术上的成功，但是你自己又非常相信你把那个机器无限制推下来，拍大榕树的时候，你心里觉得这时候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从90年代开始，这两个人清清楚楚变成了两个人。

窦文涛：人格分裂了。

许子东：变成两个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何苦呢？我还是迁就着第一个吧。变成两个人还算比较好的，最坏的情况是后面的那个不见了，到了后来就什么是有利的，就是最好的。

田壮壮：退休了，像我要退休了就变成另一个人了。

许子东：就是那个受不了。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