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所以说在念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到目前为止，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我们这支队伍，我们最高峰，念的最好的一个过程应该是夏青那个时候，你听过夏青吧，那就叫掷地有声，金属之声，洪钟大吕那种堂堂正正。

窦文涛：齐越、夏青、葛兰那个时候都让我们学习。

赵忠祥：我再跟你们讲一个小故事，这个可能有一部分听众和观众早已经耳熟能详了，我也讲了不止一遍了，我觉得在我们这只有队伍当中，我仍然以夏青为荣耀，为什么呢？在1962年到1963年的时候，原苏联，苏共和中共之间有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样一个纷争、论争。那个时候我们中共中央出了“九评”，一评什么，二评什么。

梁文道：没错。

窦文涛：对。

赵忠祥：当念到“第四评”的时候，大概是，我记得应该是“三评”、“四评”的时候，夏青同志的播音，我觉得他那种气势，我现在所说的气壮山河，我们都达不到他，他那种气壮山河的感觉。我在那个时代，咱们今天脱开了说回顾历史，或者怎么样，那是我们今天的看法。

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我就觉得他代表了我们中国人民的这样一种气质，一种内心，一种不屈的铮铮硬骨，而且非常解气。我听到他这个播音以后，我那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小学生了，我默默的听他着说，有时候会掉下眼泪，我就觉得他太棒了，无可比拟。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同志，因为我都没有见到首长来，陈毅同志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接见夏青同志和“九评”的工作人员，当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见完了以后就在大会堂，我后来听说在大会堂，原来也有我的，因为那天我值班，总编辑室通知让我参加，受受教育吧。

窦文涛：错过了。

赵忠祥：然后我就没去，我听到在大会堂，总理亲自设宴招待播九评有功人员，这其中主要是夏青同志，他首当其冲，就说是他播的。总理也是听众，也被深深的感动了，或者说被打动了，所以总理当时也非常激动，老人家当场就决定，那时候是困难时期，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什么叫困难时期。

梁文道：我知道。

赵忠祥：总理当场就决定给全国的播音员，不是夏青一个人，给全国的播音员从国务院提专款加一到三级工资。

窦文涛：总理多会做人。

梁文道：就是因为夏青同志说的好了，大家都沾光了。

赵忠祥：在困难时期我们都吃不饱，给每个播音员每一个月加营养，一人四斤鸡蛋。

窦文涛：那是，那底气要是饿着肚子能有吗？

赵忠祥：我就觉得，我们任何一个人，后来你所在的岗位上，你作出了贡献，或者大家积累了贡献，我都觉得没有那一次更令我震撼。

窦文涛：其实我也很有感触，我觉得这是影响我们一代人，几代人的东西，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东西的起源我想是不是跟最早的革命宣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当时确实是曾经激动过、打动过我们，包括我小时候，这是真的。

可是我想问一下赵老师，时代变化了，现在比如说进入了消费的时代了，都是一个时代了，甚至有人预期会不会将来某一天，我们不再要求那么高亢，那么严正，调子会低一些，或者像您说的，更接近个性化的声音一些，甚至于有一些人说这种声音的艺术，将来有没有消亡的那么一天，您有什么预计呢？

赵忠祥：我觉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或者作为语言的习惯的表达方式，不可能不变化，只是它在哪一天变化我们预料不了。任何一种文化，语言也应该算是文化形式当中的一个分支，如果我们现在追溯我们古人怎么讲话，我们真的不知道。

窦文涛：说是有点像潮州话。

赵忠祥：那倒不是。

梁文道：不过这个事我觉得比较复杂的地方在什么，为什么中国我们的播音员会选择了这种调，比如说央视这种调，我觉得最奇特的一点，我说这话您别介意。

赵忠祥：我不介意，你说。

梁文道：赵老师，您刚刚说的那种很字正腔圆，很气宇轩昂、气壮山河，这种腔调，偶尔会出现这样一个表达方式是因为央视的新闻主播有时候，或者常常要代表国家说话。

窦文涛：他是嘛。

梁文道：所以这就决定了很大的不一样，就是说，CNN或者是BBC，他都不会觉得我今天在代表英国政府说话，他不会觉得我说这番话的时候，不是我赵忠祥在说话，而是英国女王在说话，他不会有这个感觉。但是您刚刚讲的那个情况，比如“九评”那件事，当时你怎么批这帮修正主义，你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说话，你的声音不是你一个人的声音，让别人听到这是党在说话。

赵忠祥：是，你现在的这个理解，我觉得非常到位，你理解的很好。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也不能说西方的大的传媒当中出现的新闻主播完全是个性化，没有一个人完全个性化，对不对？

梁文道：对，没错。

赵忠祥：我长成这样，窦文涛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