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之夜，中央电视台新址北配楼发生火灾。按照北京市消防局通报，火灾系业主单位违法燃放烟花造成。联系到此前发生的福建长乐酒吧火灾，烟花爆竹燃放管理这个不算新的话题，仍然值得深思。

目前，大多数城市对燃放烟花爆竹都实行了“禁改限”。这是顺应民意对“禁放”政策的务实调整。而烟花爆竹的特点决定了其存在危害性，“禁改限”主要是调整人们的燃放行为，并不会改变烟花爆竹的性质。所以，以空气污染、噪音扰民特别是导致火灾隐患及伤亡事故为由，坚决要求“禁放”的声音一直存在，而且并不缺少响应。

以前的实际情况表明，“禁放”面临着执法成本太高难以落实的问题。“禁改限”大大扩展了公民行为的自由空间，同时也对政府管理提出更高要求。眼前的事例表明，无论“禁放”还是“限放”，要达到既喜庆热烈又安全有序的效果，仅从政府管制的角度出发，都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

实现理想的烟花爆竹燃放效果，靠政府管制无法解决，根本的原因是这个问题与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纠缠在一起。燃放烟花爆竹与养狗、喝酒相似，都是涉及千家万户的事项，如果没有完善的治理，都有可能给社会造成危害。

法律不是万能的，政府权力是有限的，并非所有的事务都能靠管制解决，尤其是涉及文化、习俗的事项。当然，法律对习俗并不总是无能为力，首先要对习俗进行分析，要区分是良俗还是陋习。燃放烟花爆竹与养狗、喝酒，都具有多重功能，其危害性不具有惟一性，甚至不是主要的，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陋习恶习之列。许多人对燃放烟花爆竹保持了理解，就是这个原因。

管好烟花爆竹燃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靠社会参与来共同解决。社会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政府部门与各种社会组织、与公民要通过合作、协商等方式实现公共管理目标。比如可以开展警示教育、宣传指导引导居民规范燃放，不要过度扰民；比如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力量，做好动员、自律；比如通过单位对员工、学校对学生等渠道做好提示关照，效果可能会更加实在。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公民的参与。政府固然要加强监管，该做的一切都不能松懈，但公民的理性与责任感，却是构成社会治理的基础。不论是燃放烟花爆竹，还是城市养犬，化解问题最终都要落实到公民意识的提升上来。

燃放烟花爆竹是一个社会问题，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从“禁放”到“限放”没有“天下大乱”，顺应民意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意中理性的成长。相信伴随着社会建设的发展，公民整体社会意识的提升，烟花爆竹燃放问题将不再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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