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问题成为了辩论的焦点。我们心目中的“坏人”也正在“道德战线”上取得节节胜利。但这种胜利仅仅是以观念上的更加混乱为代价的。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我们始终找不到如何在道德或更为广义的价值观念上进行“转变”的途径与取向，尽管“转变观念”早就成为了一个最响亮的口号。

文化正等待召唤

文化，作为一个潜伏着的主题，其实正等待着人们的召唤。

那一年，我全力研读的是存在主义的著作、早年马克思的《手稿》；萨特、加缪、波伏娃成为大家追逐的对象，“存在的勇气”、“自由的宿命”以及“人学”、“异化”都在无形中成为了日常用语，而这一切，又与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有了某种呼应。从黑格尔退回到康德，从“百科全书派”退回到卢梭，再向现象学进军，有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分手与著名的德法之争；在英国，则把注意力更多转向洛克的《政府论》与“苏格兰学派”，直至以赛亚·伯林的“自由四论”，这大约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大致上的学术经历。

而与这种学术经历相伴随的，自然是内心的惊恐与不安。

在5月17日的日记中，我引用了《存在主义哲学》一书中的一段话：“让我们抵抗着死去，如果留给我们的是虚无，那我们也不要使之成为正义。”

我的体会是：上帝已死，不是说我们什么都能干了，而是说我们再也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任何托辞了。

“文革”中的我们，由于无精神自由可言，所以也就无道德责任可言；我们不为所做的一切负责，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响应号召，那时不响应号召和不听话才是有罪；现在，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是自由时，我们想为自己负责了，但，这可能吗？这是现实的吗？

邓丽君的歌是需要偷着听的，萨特的书并不需要偷着看，但显然，事情正朝着逼迫你不得不偷着看书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1982年留给我的总体印象。

陈家琪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