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家琪

【“三十年间有与无”系列之五】

我引用了《存在主义哲学》一书中的一段话：“让我们抵抗着死去，如果留给我们的是虚无，那我们也不要使之成为正义。”我的体会是：上帝已死，不是说我们什么都能干了，而是说我们再也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任何托辞了。

1982年，我和黄克剑来到了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前系主任李其驹，书记是老华工的张平；我们来后，加上原先的柳延延、徐玲、王炯华、许苏民，接着数理逻辑学家康宏逵又从北大的第一届数理逻辑硕士研究生中调来了郭世铭、陈安捷，声势一下子就壮大了起来，大家也觉得很可以干一些想干的事业了。

然而事与愿违，很快，分裂的苗头就显露了出来。原因自然很多，比如具体到每个人的结婚、分房、调家属、提职称，甚至也包括这样一件事：8月27日，黄克剑要从校门入口处走出去，竟被三个守门人扭送保卫处，说他“走错了门”。当天，他就写了调离报告。

这件事之所以显得如此严重，当然与整个国家的大背景以及华工这个学校的小背景密不可分。

我们应该歌颂谁

一方面，电视上播放了英国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于是引起一场关于“安娜与卡列宁谁才是好人”的辩论，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我们应该歌颂谁？”在许多人心目中，谁是电影、电视剧的主角，谁就一定得是合乎官方标准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好人”；甚至，能上了电视的人，也一定非得是“好人”不可；于是，如邓丽君的歌，如《第四十一个》以及国内一些引起关注的小说，就显然属于查禁之列；这样，在“暗中”，就已经开始了自上而下渐渐推进的“精神文明建设”与“扶正气、压邪风”的活动。

6月18日，听华中工学院院长的报告，说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已经极其严重，要求各班主任通过认真抓学生干部获取真实情况，把华工建成“精神文明的坚强堡垒”。于是有两个人成为“坏的典型”，一个是在暗室偷着冲洗裸体照片，另一个则强奸幼女。大家都觉得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似乎离开这种方式，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更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只有“运动”或“准运动”，才能为诸如“查禁”这样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仅就“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这一现象而言，大家都感受到了，尽管一切还只是苗头，但归咎于外在的影响，还是从内在的机制，甚至从人性上寻找原因，则尖锐对立。

在此情况下的另一方面，就是“偏要这样，非拉你们下水，就是要让你们露出原形———你们如果真是好人，能被拉下水，能怕露出原形吗？”的声音也几乎成为一种旷野中的呐喊，带给人一种很强烈的报复快感。我这里指的是遇罗锦的另一部小说《春天的童话》。里面就有这样一些话：“我这种出身的人能与老革命结合本身就是对血统论的挑战……那亲吻是多么奇特，竟在我脸上留下了一个个淡红的牙痕！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使自己觉得幸福，可是，读者，我实在应当向你们坦白，在他的亲吻中，我觉得，似乎很有些无可奈何的复仇成分！”

到底什么人才算“坏人”？也许，在许多人身上，酗酒、情感上朝三暮四，就如咬指甲一样，都只能算是坏习惯，只有残忍、整人、栽赃、陷害、不惜一切向上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坏”，这是另一本小说中所表达出来的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