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劳资关系方面的改革中，可能会有改革太慢产生的风险。

中国正处在老城市迅速扩张、新城市迅速崛起的时代。城市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中产阶层成为居民的主体。中产阶层不仅是指其成员能有与“业缘社会”相适应的生活条件(如私密性好的住房、家人周末出行的汽车、精力旺盛地工作所需要的营养和医疗条件以及退休后的生活保障等)，还指其成员对城市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认同感，即通常所说的“主人翁”意识。在过渡时期，至少要尽快创造城市劳动者的中产阶层生活条件，否则会出现城市社会的政治稳定问题。然而，伴随中国城市的扩张与崛起，我国城市的中产阶层远没有占主导地位。

很多人担心农村社会稳定，事实上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正在转化为城市社会稳定问题。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再依赖农业，真正务农的农民开始从政府获得各种各样的补贴，项目达十几种之多。土地财产权问题作为一种体制对每个农民都有影响，但直接导致冲突发生的则在城市边缘地带。农民就业不充分问题也转化为城市劳动市场的就业压力。留在农村的人口，一部分是妇女儿童，另一部分是已经有第三代后裔的男子，他们的生活也高度依赖家族中的城市务工亲属。由于各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发展城市的冲动，农村稳定问题在更快地转化为城市稳定问题。随着城市化进一步推进和农民人数的减少，真正务农者将成为政治上保守的社会集团。更具体地说，农村问题也正在转化为城市劳资关系的一个方面。

风险最小的突破口

一切社会都会有矛盾，城市社会也一样。社会矛盾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缓和与化解矛盾的社会妥协机制。中产阶层的存在是社会妥协机制的必要条件。生活水平低下的穷人并非没有政治诉求，事实上他们是激进政治领袖的社会基础；他们平时可以不显山露水，但一旦被利用，必是难以对话的群体。所以说，城市如果是以原子式的穷人为主体，实在是政治风险很大的事情。

不要以为中产阶层的壮大只是经济发展的后果，政府的中短期政策对此无所作为。有利于中产阶层崛起的最有效的中短期政策，是用以调整劳资关系的劳动政策、收入调节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这些政策通归起来是社会分配政策。表面上看，收入分配的调节只是货币额的分配，不能直接创造财富，也不能直接推动中产阶层的形成，其实不然。中短期政策促使劳动成本上升，迫使资方更新技术，用资本替代劳动，会促进社会分工，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加速中产阶层的形成。这个过程也是制造业相对收缩、服务业相对扩大的过程。

因为劳动政策和收入调节政策存在缺陷，国家的劳动法操作性不强，使我们国家劳动就业领域和最终财富占有方面出现许多怪象。一方面GDP迅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缓慢；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白领阶层存在严重的过劳死。低端就业市场的情形更令人忧虑，工资单价甚至低于农业领域，以至农民工在城市拼过几年体力后回到农村算作一种休养。所有这些现象分开来看似乎算不了太大问题，但集中起来看就不可高枕无忧了。

下大力气调整劳资关系会有风险么？似可忽略不计，或者毋宁说调整劳资关系可化解某些社会风险。一位经济学家对此有精彩论述。他认为，可以把现阶段出现的某种劳动供求关系的平衡(蔡钫等经济学家称为“刘易斯转折点”)看作“诺斯谈判点”，即社会各阶层所进行的一个漫长的、不可预知的社会讨价还价过程。但这个过程“可能会陷入激烈冲突的境地。每个拥有财富的既得利益者是没有激励主动放弃他们那些可能的潜在收益的”。面对这种风险，我们自然不能无所作为；化解风险的主要办法是调整劳资关系。

如果一定要讲调整劳资关系本身的风险，无非是短期内中国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影响到中国产品的出口增长。这种影响不妨看作好事。只要工资增长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可能发生的是物价的结构性变化，如蔬菜、水果和肉类价格的上升，一部分服务价格的上升，但这种变化毋宁看作经济发展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