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也称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其实质是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是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府的民间公共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但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在我国事实上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它最初被译成“市民社会”。在一些人看来，倡导公民社会似乎就是倡导资产阶级社会，就是提倡与政府作对。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一些学者就开始倡导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在引起热烈讨论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政治性批判。但改革开放后，相对独立的民间组织大量涌现，这一事实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公民社会存在的事实。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术界发起了一场关于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讨论，这一讨论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人们对待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拒绝公民社会转变为接受或默认公民社会。这样，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的现实和观念首先在学术界取得了合法性。1998年6月，民政部正式将原先主管社会团体的“社团管理司”更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局”，这意味着民间组织正式得到了政府官方的认可，取得了官方的合法性。中共十六大后，党和政府日益重视包括民间组织、行业组织和社区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并且开始强调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这意味着党和政府事实上已经将公民社会的存在及其作用视为重要的决策依据。

和谐社会。强调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谁要是否定或反对阶级斗争，谁就会受到严厉的批判。邓小平改革的第一个突破性举措，就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但是，从淡化阶级斗争转到倡导社会和谐，仍然经过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思想历程。尽管和谐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但直到本世纪初，我们才正式看到党内极少数理论工作者开始正式倡导社会“和谐”，并视其为社会文明的主要特征。不过，“和谐社会”的思想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一出现，便很快受到中国新领导层的重视，并上升为党的新的战略目标。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长远目标时，首次提出了要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的重要内容，2004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2006年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则专门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

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在西方学术界成为热点问题后不久，一些中国学者就开始进行全球化研究。但在当时，至少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激烈反对和批判。首先，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设立的一个陷阱，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倡导全球化也就是倡导资本主义化。这在中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其次，甚至一些赞同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也认为，只存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而不存在一般的全球化过程，特别是，不存在政治的全球化趋势。全球化虽然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但全球化确实是一个客观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且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整体性变迁过程。它首先表现为经济一体化，但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化在中国理论界已经从非主流话语转变为主流话语，并且很快成为中国政府制定重大内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政府积极参与WTO，实际上就是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事实证明，中国政府被公认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赢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