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无形的“服务”市场相比﹐“实物”市场对法治环境和新闻制度的依赖性要小得多﹐特别跟金融服务业比更是如此。因此﹐那些不具备“对市场发展友善的制度”的国家也许只能集中精力发展其制造业和其它实物业﹐当然也可侧重农业﹐但不能对服务业有太多指望。而那些有新闻自由以及可靠法治制度的国家则既可选择专注于工业﹐也可发展服务业﹐专挑在价值链中利润最高﹑最赚钱的行业去做﹐把“苦力活”留给那些制度欠缺的国家去做。

我们也可从跨国数据中看看这一结论是否离谱。为了证明这一点﹐根据FreedomHouse在1990年对106个国家新闻自由程度的评分﹐我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等份组﹐然后计算出每组国家中服务业占GDP的份额。结果显示﹐在2002年﹐服务业份额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平均为62.4％﹐在中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为57.1％﹐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中为48.5％。当我用各国的人均服务业经济增加值来取代服务业占GDP份额﹐以此来衡量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那么得出的结论基本不变。看来﹐新闻自由确实可减少市场交易两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参与者对市场交易的对象──“服务品”的信心﹐减少“服务”市场上的交易风险﹐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增加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而诚信又更是服务业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基础。

在理解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制度机制有着不同的依赖度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并不能否定制度经济学的命题﹐而是跟后者非常一致。中国的故事是﹕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其制造业﹑建筑业等“重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对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依赖度低﹐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成功。然而﹐这一“重型”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现实实际上已在挑战这一模式。

新闻自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

对这种“重型”发展模式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种以高能耗﹑高自然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不但抬升了世界能源价格﹐促使许多人预言地球能源供应危机即将到来﹐而且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有代价的﹐环境与资源遭受重大损耗﹐河流与湖泊也遭到重度污染。

第二﹐作为纺织品﹑服装﹑机械和电子产品的出口大国﹐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贸易壁垒挑战﹐这会使中国难以进一步扩大其在众多制造品市场中的份额。贸易问题已是近几个月来报纸头版报道最多的问题。

第三﹐制造业已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中国只能靠服务业来增加新的就业。举例来说﹐虽然制造业产值自1978年以来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但在1995年时制造业从业人数达到9800万的顶峰﹐到2002年制造业就业数已减少到8300万人。随着效率的提高和技术革新﹐制造业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而这只会进一步减少其从业人数。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中国农村有大约两亿闲置农民﹐他们都需要工作。官方的城市人口失业率多年来维持在3.6％左右﹐真实的失业率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每年新增的可就业人数为1500万（包括350万大学毕业生）﹐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目前是800万﹐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的失业人口是700万（这还不包括新的失业人数）。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最后﹐中国长期以来希望改进在价值链的产业地位﹐慢慢减少对低经济增加值的制造业的依赖度﹐而服务业的经济增加值普遍较高﹐可取得更多的利润。

从上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其服务业。确实﹐既然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是世界最低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蕴涵着最大的发展潜力。在有13亿人需要服务的情况下﹐这种潜力尤其巨大。但是﹐正如上面讲到的﹐发展服务业需要法治﹐需要独立的司法﹐需要新闻自由。在近些年里﹐这些制度机制已经得到了改进﹐但还是远远不够。

以上海为例﹐在1949年前﹐上海是中国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其服务业十分兴隆。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决定将上海重新塑造为未来亚洲的金融中心。十多年来﹐政府把相当多的金融业务都安排到上海﹐以此来重点把上海发展为服务业中心。比如﹐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过去几年里﹐证监会把新公司股票上市都安排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不放到深圳证交所。在官方的鼓励下﹐外国银行和金融公司也陆续落户上海。然而﹐虽然这只“看得见的手”多么偏重上海﹐给它提供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但结果如何﹖上海服务业在其2004年GDP中所占份额只有47.5％。而且﹐服务业份额在过去两年里每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实际上﹐过去几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红火给了其服务业不少推动﹐但它的服务业还是连续两年在衰退。1995年﹐上海金融服务业的经济附加值占其GDP的10％。在2000年﹐这一份额创下15％的新高。但在2004年﹐金融服务业的份额又降回到1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自2001年夏天以来股价一直在下跌。因此﹐在未能改进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情况下﹐连具备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的上海也无法提高其服务业水平﹐其47.5％的服务业GDP份额甚至低于印度全国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