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腐败的原则和逻辑在向整个社会渗透

在不同的领域中， 尽管腐败现象产生的条件和运行的机制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无论哪一种腐败，都是以权力为核心的。需要注意的是，行业腐败中的权力已经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或行政权力，而且也包括上述权力泛化所形成的一种准权力。与之相联系的是，行业腐败也就成为权力腐败扩散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扩散或推延所波及的首先是某些拥有公共权力的部门，由此，这些部门也就成为腐败频发的领域。

有资料表明，从1998年到2004年，国土资源、建设、交通、金融、工商、公安、税务、海关等八大系统，已有8000名处级或以上干部因经济犯罪被判刑，有1350多名官员外逃或失踪。接着波及的是垄断部门，比如电力、电信等行业。本文开始时讲到的行业福利腐败现象，主要是发生在这些部门或行业中。

我国目前情况下的垄断并非一种纯粹的市场垄断，而是带有权力背景的垄断形式。最后所波及的则是凭借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或技术霸权拥有市场权力的部门，其中医疗行业中的腐败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一种。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人们对权力腐败寄予足够的关注无疑是必然的。但不具有直接政治行政权力的行业腐败，却表明了另外一种严重性，即权力腐败的原则和逻辑正在向整个社会渗透，这是一种不能忽视的现象。

由于权力腐败现象在向整个社会漫延，导致了一系列我们必须子以关注的现象：

腐败和非腐败的边界在模糊。目前在我们的社会中，腐败与非腐败的界限已经不是很清楚。这不仅在社会认知的层面上如此，甚至在法律的层面上也如此。比如，前一段发生的医生收取“红包”是否属于商业贿赂的争论就是一例。北京市卫生局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负责人称，“红包”是指医患之间收送的礼金，收送“红包”是不正之风，也要认真进行治理，但与商业贿赂是不同性质的问题。而更多的媒体舆论则认为，医生收受“红包” 绝不仅仅是行业不正之风，而是一种严重的受贿行为。因为公立医院应该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更有媒体称卫生管理部门的上述说法“是个危险信号”。按照这个逻辑，卫生局怎么可能有力打击医生收受甚至索取“红包”的行为。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则指出，国有医院普通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药商回扣的行为，属于“从事公务”，以受贿罪论处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理由是，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医生的处方行为对国有单位的药品采购、销售和民事责任承担有直接的影响，属于“从事公务”。其利用处方权收受药商的回扣，构成受贿罪。但在裁量决定刑罚时，完全可以综合考虑诸多情节，对其做出适当的裁决。

腐败的“正当性”在增长。在行业腐败现象形成以及有关方面对此所作的辩护中，提出了种种的理由。比如，国际惯例的理由。针对媒体报道的北京市一些公交、地铁等行业内的职工可以凭工作证件免费乘车等问题，北京公交、地铁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认为：“首先这在国际上也是一种惯例”；职工荣誉的理由。一些公交企业认为，职工免费乘车能够培养职工的职业荣誉感。当消费者代表在广州地铁线网票价方案听证会上，对地铁公司员工直系亲属享受免费乘坐地铁的待遇提出质疑时，广州地铁公司总经理解释说这是“反恐”的需要，因为“地铁员工的力量毕竟有限，而地铁公司又希望每趟列车在碰到任何情况时都有人能够及时地指导救援，那么这些地铁家属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地铁义务安全员的重要职责”。如果仅仅看到这些理由荒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理由实际上在强化着腐败的合法性的作用。

有人说，这些企业效益好，免费使用是一项福利政策。事实上许多垄断行业的效益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一些垄断行业究竟是怎样敛财的？据报载，1998年以来的两年内，电信行业向全国用户违法收取资费21.7亿元，所受经济制裁不到4个亿；电力行业违法收取27.4亿元，所受经济制裁只有区区6718万元。报道说，这还仅仅是专项检查查实的数字，大概是一种“不完全统计”。

腐败的“正当性”具有一种互为辩护的效果。当一种腐败的潜规则已经形成，当人们的正当需求不得不用会助长腐败的方式来满足的时候，当人们在口头上谴责腐败而在行动上不得不向腐败低头的时候，意味着人们对于腐败的默认，意味着腐败与非腐败边界的模糊，以及腐败的“‘正当性”的形成，无疑会增加反腐败的难度。最终的结果是一种腐败文化的形成。那时，我们已习惯了用腐败的观点看问题、看是非，用腐败的观点指导生活和行动；我们已经学会了嘲弄清廉的正直，学会了压制纯洁的善良，我们成了正直道德和良好品德的扼杀者。

文本来源：《环球视野》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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