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作为地区和全球事务的参与者，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军事力量发展的基础。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共产党获得了支持，对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相反，经济冲击，比如现在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可能对中国造成政治压力。很多的中国分析家已经表示，根本的弱点(如:货币贬值、不良贷款、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威胁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冲击、挫折甚至适当放缓增长都会导致高失业、通货膨胀和重大动荡。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全球资源短缺或价格冲击，资源受限，或劳动力和产品需求缩小，也会影响中国的战略前景和行动，并可能迫使中国领导层重新审查其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包括那些用于军事的资源。

●人口压力。未来的人口压力将会继续增加，这将对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结构性限制。在2000到2030年之间，超过400百万人–比整个美国的人口还要多–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种转移的结果是，中国领导人将面临创造工作岗位、以及满足房屋和基本设施需求的挑战。一些评估表明，在此期间中国将会拥有占全球一半的建筑。中国的人口也在迅速老龄化；到2025年，中国146百万高龄人口将会增加至290百万。供养大量老年人口将会对中国共产党保持经济增长、扩大国防预算和维护国内稳定提出挑战。

●国内政治压力。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和四川地震中解放军的英勇表现，都提高了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军在公众眼中的形象。中国国家媒体大幅报道温家宝总理到四川调查损害和慰问受害者的形象。不过，在四川地震中倒塌的低劣建筑和报导出来后，也很快引起了民众强烈的谴责。奥林匹克期间，三聚氰胺事件也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共产党领导人正面临着改善政府反应能力和落实问责制的日益强烈的民众要求。未来，中国领导人如何抉择来应对这些挑战，将影响其保持国内稳定和执政的能力。

北京已颁布了系列行政改革举措，并为专家以及民众参与扩大渠道。中国领导人也发起了一项重大人事制度改革计划，旨在加强中央领导人、当地干部和农村工人之间的沟通，以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腐败。尽管中国领导人努力抑制腐败发生，但腐败问题仍很普遍。中国国家审计机构披露，1996年到2005年之间有17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被挪用和浪费。理论研究估算，2003年腐败的直接损失高达860亿美元(GDP的3%)，相当于中国当年国防预算的两倍以上。北京的回应主要集中在使用刑事检控阻止不法行为。2007年7月，中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因受贿批准假冒药物而被处决。

●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伴以较大的环境代价。只有关闭附近的工业设施和和管制当地交通，北京奥运会的空气质量才能达到可接受空气质量。2007年一分世界银行报告估计，空气和水污染每年约消耗中国GDP的6%，且增加了患癌症、肺病和其他疾病的可能。这些环境问题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发展、公共健康、社会稳定以及国际形象。2006年，中国最高环境长官周生贤宣布，2005年中国发生了51000起与环境有关的抗议(约每周1000起)。中国可能已经赶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

●两岸动态。尽管马英九于2008年5月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两岸紧张局势已有所缓解，但与台湾潜在的军事对抗及未来美国的军事干预，仍然是解放军最紧迫的军事问题。中国大陆目前对台湾的战略似乎是防止台北进行任何台独，而不是寻求短期内解决。军事能力和政治意愿的任一转变，或大陆或台湾的内部政治环境变化，都可能导致北京衡量其整体利益做出不同的决定。

●地区关注。中共领导人希望避免地区动荡蔓延至中国边界，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或国内稳定。地区安全动态变化(有可能是周边国家造成的后果)可能导致中国的军事发展和部署模式的转变。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此类变化的例子包括朝鲜半岛的分裂(例如朝鲜的分裂);中亚地区的民主革命(北京认为，这带来了短期和长期的安全挑战);与日本关系的下滑；获取国外资源和并输送回中国，对中国实力构成的威胁。

展望未来

中国当前的战略是协调外部的紧张局势，确保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环境。这一战略似乎已获被北京外交和安全政策人士普遍接受。但是，不同的意见也会偶尔出现，特别是在学术界，关于中国这些年来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以及如何能最好地防止与邻国和美国冲突等，一些人更倾向于邓小平的传统战略:决不当头。另有学术团体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这种被动防守是行不通的。这些团体声称，中国应主动与周边国家及美国保持合作，这不仅增强中国的影响力，而且还让邻国和更遥远的大国相信，中国的崛起将不会对其安全构成破坏性威胁。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在对付美国遏制中国的行为上，应该更加强硬、果断地保护其利益。这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在2012年产生第五代共产党领导人的第18届党代表大会之前，中国的战略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杜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