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寻找

因为父亲的缘故，华建宁十分了解寻找和确认烈士名单的不易。当年曾与美国人一起飞越驼峰航线的经历，使华人杰成为发起寻找抗日航空烈士名单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时是1992年，我父亲跟王坚商量要为抗日航空烈士立碑，然后就开始找烈士名单。”活动很快得到北京航空联谊会、南京航空联谊会等机构和个人的支持。“父亲在北京航联会工作了13年，非常投入。他为推动、组织在南京、昆明、桂林修建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等纪念地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子女，我们开始都认为建碑只是一种想像，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也不太希望老人家这么辛苦，何况他们也没有钱。但是父亲说，没钱也要办大事……”华建宁说。

据陈立诚回忆，美国飞虎队协会、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等都参与了名单搜寻工作，中国的名单则以来自台湾方面的资料为主。“苏联烈士当时有完整的档案，相对好确认，而中美的名单比较凌乱。”由于确认名单需要详细的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籍贯、参战时间、牺牲地点等等，所以整个工作冗长而庞杂。在中美烈士名单搜集过程中，夏华(音)和万永熙起了很大作用。

夏华也是北京航空联谊会成员，她的丈夫1946年6月曾作为副驾驶参加国民党起义，驾驶B24轰炸机飞奔延安。“当时台湾有一本《忠烈录》，记载的都是牺牲的很有名的飞行人员名单。”这本小册子，加上当时一些健在的老飞行员的回忆对照，成为夏华确认中国航空烈士名单的主要来源。陈立诚说，此后经过北京航空联谊会的审查，再送到南京建碑委员会，“一关一关地过”，最后于1994年8月30日最终确认第一批中国航空烈士的名单。

与中国烈士相比，美国烈士名单的整理更加复杂。“联谊会委托陈香梅到美国国防部去问，华人杰也亲自去美国国防部数次，发现美国官方虽然有资料，但没人整理。”因为英语好，万永熙被华人杰请来负责收集美国烈士名单。

一个名叫Chick Marrs Quinn的美国女人出了一本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作者的丈夫1945年2月牺牲在印度飞往中国成都的途中，这位妻子后来花9年时间收集资料，并在1989年出版此书，详细记载了美军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场上每架飞机出事的情况。“我就根据这个资料，以及华人杰跟美国的来往信件查，一点点确认。”1月5日，万永熙老人将保存的原始资料拿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看。

一张张已经泛黄的纸上，密密麻麻的英文记载着烈士姓名、职务、牺牲日期、部队番号，以及牺牲过程等等。每个烈士占据一行，他们的名字就静静地凝固在那里，仿佛诉说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烽火硝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