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876年7月3日，李提摩太在早祷告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上面说，主在向灾民施与救济，他让饥民们坐在地上，这真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我一下领会到了它的妙处，坐着的人群不会发生拥挤。次日，他便让灾民们坐在空旷的打谷场上，他告诉大家如果如果安静地坐着，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些救济金。

李提摩太回忆道，人们是那样安静，就像参加一场宗教仪式，而对面就是官府，衙门里的官员们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安静，感到非常惊奇。

王东成（学者）：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中，从来都是知行合一的，从来都不是空谈理念。中国是个道德大国，但是喊了几千年的道德，结果道德的实际状况非常不好，就是在于它没有寻找到把一种道德理念变成人生行为，变成一种社会规范的途径。

1877年，山西的灾情的超过了山东，受上海教会赈灾委员会委托，李提摩太又动身了，赴山西途中的所见令人恐惧，到处庄稼枯黄，尸体躺在路边任野狗撕扯。

翁飞：到了山西以后，看到情况非常惨，后来就到了太原府，去见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然后向曾国荃提了三条建议，一条是紧急疏散难民到关外，就是叫他们讨生活去，就是你现在在饿死人。第二，建议修铁路。第三，要求用朝廷的力量，谕旨力量号召各地进行捐赠。

解说：李提摩太向山西政府提出建议，改善交通，将饥民组织起来修筑铁路。山西巡抚的回答是修铁路，需要雇佣大量的外国人，这将导致无穷的麻烦。

王东成：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传教士和那个拿着枪的，拿着资本的洋鬼子，你们都是西方人，你们都是一样的人。有民族主义情怀的一些中国人对他们持反对的态度，但是我所知道的情况，就西方传教士从主观动机上，绝不想成为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什么文化先锋。主观上就没有这个动机，但是客观上有的时候，被利用，这恐怕也是个悲剧。

解说：三年饥荒结束后，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人死去。

翁飞：李提摩太他发动了，就是江南一代的善会，他们在无锡、常州这一带呢，组织了一个很大的慈善救济的机构，同样他从西方教会系统，从西方，那么在山西办得非常成功。

李宪堂（《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译者）：李提摩太的赈灾款呢，大部分是这个传教教会内部这个募集的，官府呢只是起了一个协助运输，这一个作用。

解说：李提摩太为了募捐到更多的赈灾款，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和坎特伯雷主教说服伦敦市长，在伦敦设立了一个救灾捐助基金会，不久从英国筹集的二十万两白银，相当于六万英镑电汇到上海。这些钱兑换成白银后，由清政府派兵押往山西，途中李提摩太听到押送白银的士兵间的谈话，他们嘲笑这些钱是洋鬼子的，这让他苦笑不得。

解说：1880年，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李提摩太发出了一份邀请，希望他能出任一份叫《时报》的报纸的主编。李提摩太意识到，报纸可能是他布道的新舞台。他来到天津，在天津李鸿章的府邸，这位大清重臣对李提摩太在中国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翁飞：到了天津以后呢，李鸿章一方面对他表示感谢，一方面两人探讨。李鸿章说你不要看你现在做这些机构，你在下面也做了很多神职人员，你在中国吸收了很多教民。你发展的这些神职人员，是你用钱给他们发薪水，一旦你没有钱了。你是民间机构嘛，那么会一哄而散。中国老百姓是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的。他都是这样，你不要把这个看的好像你的成就太大。

第二个要求，现在也是民智未开，对吧。我在这儿办洋务，办海军，《时报》我希望你来能够帮我做一个英文主笔，就是他的汉文水平很好，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提摩太答应了。

解说：李提摩太则趁机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没面拨白银一百万两用于改革教育。李鸿章回答，我没那么多钱。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以后将得到上百倍的回报。李鸿章问，我什么时候能看到回报，李提摩太回答，二十年就可以得到现代教育的回报。李鸿章说，我们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李提摩太已经意识到，想在整个大清帝国内，迅速建立起现代化学校是不现实的。这个决定必须由中国政府醒悟后自己做出，他也不可能结识这个帝国内所有的权贵和读书人，但是思想也许可以结识他们。要改变中国，他必须走上层路线，他接下了李鸿章手中的《时报》。

李宪堂：那么这个李提摩太为什么走上层路线，我想他这是，他认为呢，像中国这样的这个大一统的这个专制国家，只有由上而下做件事情呢，才能够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