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于能力建设是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必然选择

“军队建设要以作战需求来牵引。”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因为那时的安全威胁相对单一，军队就是为应对战争而存在。实际上，有什么样的对手就建设什么样的军队，对手有什么样的手段就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这一直是千百年来，世界各国巩固国防、建设军队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二次世纪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形成了对立的两极。当时，各国都能够较为明确的判断出自己的对手和威胁来自何方。因此，以“基于威胁”、“基于事件”，来确定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牵引军队的建设与发展，可以说是“有的放矢”的，是必须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各国建设与发展面临的威胁日趋复杂，不仅传统安全威胁多方位、多样化，而且各种非传统威胁也日益突出。各国基于政治利益和领土安全的单一对抗，逐步转变为基于主权、政治、经济、资源、环境和信息等的复杂竞争。进入21世纪，多种安全威胁并存的时代特征越来越突出。由此，军事任务也随之日趋多样化。

威胁来自多方向、多种类，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向、样式和规模变数很多，给判断主要战略方向，造成困难；给集中全力于主要方向的军事斗争准备，提出新的问题。从历史经验看，当我们着眼主要战略方向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军队建设时，战争往往从非主要战略方向发生了。当然，战略指导必须抓主要矛盾、抓重点，无重点就无政策。同时还应当看到，战略指导的重要原则，是把握重心，关照全局，掌握临机应变的主动权。

处在多事之秋，面对多种安全威胁，指向性过于确定的建设思路，容易造成经济的巨大浪费和反应举措的被动。在认清时代特征，明确潜在对手的前提下，“基于能力”建设，由于更强调自主性，更注重灵活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新的战略选择。

“基于能力”建设，应区分一般军事能力和核心军事能力，我们必须抓住核心军事能力。核心军事能力，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工业时代的核心军事能力，是打击力和机动力；信息时代的核心军事能力，是信息力和结构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主要在于提升我军的信息力，争取信息优势；强化结构力，打造作战体系的稳定性和抗毁性。这既适应了信息时代基于能力建设的要求，也抓住了我军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短板”。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必然带来战略评估的新变化，带来战斗力评估的新变化。我们分析作战对手的作战能力，不能只看他的飞机性能，坦克性能，航母编队的规模等，更要看他的数据链的性能，作战体系的可靠性、抗毁性。评价部队的建设质量，战斗力标准的外延与内涵，都应当做出新的调整。

比如，如何评价最近美国63.92亿美元对台军售对台军作战能力的影响。我们在关注“爱国者”—3型反导系统等硬装备时，更不可忽视价值仅3.4亿美元的60套MIDS-LVT终端（其中机载35套、舰载25套）。这些终端，已使台军完成了从要素加强到体系构建的质变。利用这些终端，结合此前售台的E-2T型空中预警机，台湾地区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以LINK-16数据链为骨干的 C4IKSR系统，使台军基本能够实现与美军的信息融合，构建起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 从而使台军的体系作战能力有了质的提升。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