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也促使中国加强反恐力量的建设。

1987年，不满于双方接触进程缓慢的达赖集团开始频繁制造事端。

达赖集团一方面炮制了所谓“五点计划”和“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同时，从1987年9月到1989年3月，共在拉萨挑起18次示威骚乱。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1991年苏联解体，达赖集团以为中国政府极可能无法应对种种复杂的局面与挑战，于是公然倒向西方社会。

直到21世纪初年，达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重新提出了与中央政府的和谈要求。自2002年至今，达赖已派遣特使与中央政府举行了6次谈判。然而，达赖集团始终没有放弃变相“藏独”的所谓“中间道路”主张，这是谈判失败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激进的“藏独”分子开始对达赖路线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和谈”并无助于推进“藏独”。于是，就在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西藏发生了“3·14”骚乱。为了胁迫尽量多的僧众参加暴乱，“藏独”集团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一位喇嘛事后回忆说：“我们的庙里来了一些从印度来的喇嘛，是达赖的‘代表’，他们要我们上街，我们不想去，他们就破口大骂。”

事实上，今后西藏分裂势力将采取何种宗旨与措施？“藏独”集团在国外到底积累了何种潜在能量？至今依然是个未知数。

中国下一步的反分裂斗争，既要应对有形的达赖集团、“东突”分子，反击他们的文武两手，而且，如何应对他们背后“无形的手”也是一个重大挑战。（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反恐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