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的春天

形势发展比我料想得快。1984年初，被后来艺术家歌唱的“春天的故事”来临。我们迎来了对外开放的好形势，可以说是一派“阳光明媚”、“姹紫嫣红”的景象。

1984年1月22日到2月16日，邓小平同志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

小平同志于2月17日回到北京，24日找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他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他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这篇内容广泛的重要谈话大部分是关于特区和对外开放方面的。小平同志的这篇重要谈话，中央传达下去后，全党、全国精神为之大振。

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把研究贯彻实施的任务交给了我，要求在做好准备的基础上召集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开会，进行部署。我认识到小平同志下了决心，中央领导层认识一致，进一步给对外开放开辟了前进道路，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贯彻好这项重大举措。

3月26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到会的有辽宁、天津、山东、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市和有关省辖市及经济特区的负责同志，还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40多个部门的负责干部。由我和胡启立同志具体组织。

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到会听取发言，同大家一起讨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在谈到开发区的名称问题时，一开始准备叫“经济开发区”，当时在天津工作的李岚清同志提出:开发区不仅是创造一个吸引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小环境”，而且要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建议叫“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支持并被会议所采纳。会议结束时，小平、先念等同志同大家合影留念。当时小平说:“抓对外开放要靠明白人”。这是对全体与会者，也是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迄今为止，这是规格最高的一次对外开放工作会议。

会上，地方同志很关心究竟开放哪几个沿海港口城市。在2月24日小平同志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已初步议定了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8个城市。会议期间，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顾秀莲同志赶来北京，经她提议并报请国务院领导同意，增列江苏的南通和连云港。广东、福建的同志提出，为何没有我们两省的沿海城市？这倒不是忽略，只因这两省已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实际已经开放。这次也吸收他们的意见，列入了广州、湛江和福州。这时，起草文件的同志向我建议: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只有秦皇岛未列入，似应补进。我同意了。就这样，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

1984年开始，我抓的另一桩重要事情，是检查总结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情况，后来经报请国务院批准，将实行这项举措的期限延长了5年（从1985年延至1989年）。

广东、福建两省从1980年起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后，一度议论较多，说是对全国经济有冲击，特别是在1982年那段时间里。当时，我同两省负责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不争辩，不解释，埋头做工作，只要中央不明令撤销原定决策，仍然照样干，有些事办起来有困难，暂时缓一缓，先办能做的事。1984年初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后，“特区不能办”的议论基本上没有了，改变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意见也没谁公开提了。

彭真同志一向关心和支持对外开放。1985年1月中旬，他要我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作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工作情况的报告。我在报告中，也讲了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计划。到会的人大常委分组进行讨论，完全赞同我代表国务院讲的意见，认为对外开放富国利民，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

1984年，我国的对外开放呈现出崭新局面。如果说在此之前的5年（1979年到1983年）属于试点起步，那么这一年就从南到北在沿海地区大步向前推进了。而且在实践中，还探索到了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这种除特区之外的新的开放模式，初步铺开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的有重点、多层次、梯度推进的开放布局。1984年全国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856个，超过前5年的总和，外贸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19%，超过了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

小平同志在党内多次讲过，1984年他主要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另一件是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和港澳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经济特区发展的新里程

全国扩大开放的部署安排告一段落之后，我转过手来，组织特区集中力量发展外向型经济。

尽管各经济特区起步建设的时间前后不一，1984年由于全国扩大开放的推动，都加快了发展步伐。可是我更注意它的缺点和不足。我当时感到突出的:第一是基本建设战线拉得长了，摊子铺得大了，深圳尤为如此。1984年基建投资达20亿元，而且非生产性项目摆得多，造成经济生活绷得过紧。第二是产品出口上得慢，1984年4个特区加起来才4亿多美元，办起来的许多生产项目，产品内销部分较多。当年进口大于出口10亿多美元。第三是利用国内外差价，做倒手生意，违法经营牟利的情况时有发生，引起内地的非议。特别是第四，对党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特区发展方向，产生了不同议论。

从1979年到1984年底止，党中央、国务院专门为特区发的和含有特区工作内容的文件共有5个。这些文件对于特区经济的发展方向，一再指明:“利用外资为主”，“举办工业生产项目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要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基本思想是很明确的。但是，在深圳特区工作的一些同志，还有几位专家、学者，一直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深圳发展工业的条件差，产品以外销为主与客商投资目标（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相悖，主张把深圳建成金融、商业、外贸、旅游中心。而且这种呼声越来越高。我认为，特区要搞第三产业，金融、商业、外贸、旅游都要发展，但必须以工业为主，相应发展其它产业，成为以工业为主的综合性的外向型的特区。没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的工业，经济根基打不牢，出口无货源，引进消化先进技术没有载体，其它产业也发展不起来。至于建成国际性的金融、商业、外贸中心城市，当时内外都尚未具备条件。因此，这种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相悖的议论，是不可取的、不现实的，徒自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踟蹰，很不利于实际工作。

自从觉察到这些问题，就想开个会统一认识和行动。本来计划在1984年6月召开，但那时忙于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未能实现。直到1985年2月下旬，我才腾出手来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全国开放的好形势，讲了特区的新进展，也指出了若干需要认真注意解决的问题，包括基建铺的摊子大，消费资金增长过快，还有违反政策发不义之财等等。我说，人们对这类事是不满意的，在新形势下更不能等闲视之。我强调，特区不能满足于盖大楼，不能只是个一般的工业城市，要办成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特区；产品能进入国际市场，能为国家的出口创汇，能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在这方面，要作很大努力，有个明显的突破。为此，从今年开始，要爬好一个坡，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