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会上，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提出，要警惕我们的部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理。先念同志说，外贸部强调外贸统制，说是毛主席讲过的，那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当时情况对国内资产阶级讲的，现在应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两个积极性，当然要注意对外要统一，但光集中在外贸部不行。汇报会结束时，中央领导要我与出国考察的同志进一步研究归纳出几条，提请国务院讨论。

在这次汇报会上，听着叶帅、聂帅、先念等同志发言，我眼前又浮现出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时三老四帅艰苦抗争、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事隔11年多，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而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正是这些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给了我力量。会后，聂帅等对于我敢于讲欧洲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表示了鼓励和支持。

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的情况，敞开思想讲了我的意见。我说，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1975年小平同志就提出过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的政策，现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加强引进。买人家的东西，我们如何付账？除了扩大外贸出口以外，我们也可以考虑采用国际上通行的经济贸易往来方式。我说，还有劳务出口，南朝鲜每年派10万人出国去搞建筑施工，创汇30亿美元，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也干起来。我强调，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自我禁锢，作茧自缚，贻误时机。

这次务虚会开了20多天，可以说是1976年夏季计划工作务虚会的继续和发展。那次务虚会是在“四人帮”窃据高位的情况下召开的，虽然提出和讨论了经济工作中许多重要事情，但囿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许多问题不能敞开说，不能深入研究。这次务虚会则是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展开的。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国外先进的东西。各部部长都发了言。发展速度成为反复探讨的重点。大家说，日本、联邦德国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也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我们条件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强得多。一定要下决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一系列重要思路打开了，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等等。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讨论得很热烈。这些意见，在务虚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多次进一步讨论，其成果凝聚到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

为了适应工作发展的要求，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领导，1979年2月中央公布，组建国务院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责成我全权负责。经过三四个月的实践，感到这样的工作机构还不够有力。6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同时撤销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由我兼任主任，汪道涵、周建南、马宾同志任专职副主任，国家计委的顾明和甘子玉、外贸部贾石、中国人民银行卜明等同志为兼职副主任。后来专职副主任又陆续增加了江泽民、魏玉明、周宣城、卢绪章同志，兼职副主任陆续增加了国家经委邱纯甫、国家建委谢北一同志。还聘请荣毅仁、雷任民、孙起孟、孙晓村、钱昌照、孙越崎、缪云台、古耕虞等经济界耆宿为顾问。

突破性的重大举措

从1979年初到1981年下半年，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采取了三项重大举措。一是摒弃了“一无内债、二无外债”的传统观念，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思想“禁区”，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借款，吸收境外客商的直接投资在我国大陆上举办企业。二是改变进出口贸易由外贸部一家独办、垄断经营的做法，对若干部门和地区授予部分商品的进出口经营权。三是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设置“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的做法，举办经济特区。这三项重大举措，在思想上具有突破性，同时又都是在局部地区、一些部门试行的，在实践上带有探索性质。为使事权统一，保障工作健康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发出文件，明确由我全面负责来组织实施。

关于利用外资的肇始

1978年6月，在我考察西欧回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那个会上，议到加强技术引进工作时，提出了付款问题。我国在引进技术装备中已采用过国际上通行的延期付款方式。会上认为这种办法利息较高，不大划算，要研究采取新的方式。当时谈得比较多的是利用中国银行在国外吸收的外汇存款。我在会上提出可按国际通行办法，采取多种方式。那次会后不久，小平同志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接着，在7月国务院务虚会上，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当时，法国、联邦德国都有可以提供贷款的表示。问题是要找利息低的优惠贷款。不久，接到日本对华友好人士木村一三先生先传来的信息，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低（1.875%-4.75%），搁置时限长（即从达成协议到第一次还本的期限为5-10年），本息偿还期长（即从达成协议到还清本息为20-30年），中国可以争取使用，但是须由中国先张口。当年8月，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这件事可以考虑推进了。1979年1月，日本著名政界人士、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来访，中央要我就借用日本“海外协力基金”一事，向他作了进一步探询。以后经中央批准，我聘请大来佐武郎作顾问。1979年5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卜明同志为借用日本能源建设贷款和民间银行贷款访日，又就借用海外协力基金一事，与日方有关部门进行商谈。他回来汇报说，有希望争取到。经党中央和国务院讨论，决定为此派我专访日本。

当年9月1日，我带领国际贸促会主任王耀庭、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到达东京。3日会见了大平正芳首相。他对我们表示欢迎，谈了许多友好合作的话。随后与日本外相园田直进行会谈。园田说，以谷牧副总理这次访日为契机，将进一步加强以支援中国现代化为中心的日中紧密关系。对于给中国提供贷款，他打出了第一批（即1979年度）给500亿日元的底牌，表示年底大平首相访华时可正式敲定。这次去日本访问，还特地看望了前首相田中。田中说，你们早就应该来了，我们已经等候一段时间。他还说，二战后一些国家的经济振兴，都是利用了外资的。在当代世界上借用外债是各国建设中通行的一种办法，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接着他拿出几张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为筹措外债到一些国家访问时拍的。话语坦率，意甚恳切。对前首相福田和企业界的稻山嘉宽、冈崎嘉平太、荻原定司、木村一三等，我们一一约见，介绍了中国在新时期的施政方针。我们还到了名古屋、京都、大阪参观一些工厂、港口和城市设施。在参观访问过程中，日方有人示意，希望我对日本政府向中国贷款公开表示一下谢意。经认真思考后，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强调中日两国从各方面发展友好合作，是两国的共同需要，对两国人民都很有利。我们会用好贷款，高质量完成使用贷款的项目。我在会上还宣布:中国建设所需资金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也要引进外资，只要条件适当，我们将接受所有友好国家的贷款，也准备参加联合国金融组织，接受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贷款。

自此，中国借用日本政府海外协力基金贷款，进入了准备实施阶段的谈判。10月份，日本派出对中国资金合作团来华。

12月初，在大平访华前夕，日方又派来日本政府贷款商谈小组。12月5日至9日，大平首相来访，正式谈定了1979年度500亿日元的贷款（当时约折合2.3亿美元），年利3%，还款期30年。这是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中获得的第一笔外国政府长期低息贷款。从1979到1983年，我国向日本政府贷得3390亿日元，1984年到1989年又贷得4700亿日元。在我国使用的外国政府贷款中，日本是一个大的户头。

以借用日本政府海外协力基金为起点，我国迈开了使用国外贷款的步子，来源也不断扩大。1980年谈成了科威特阿拉伯基金会的一笔4360万第纳尔贷款，其中一部分用于建设厦门国际机场。当年还谈成了一笔9亿比利时法郎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