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随后即接到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福建省委的《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经过认真讨论，于1979年7月15日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这两个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项重要的决策，对加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是一项重大决策，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重要步骤。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之下，需要说服各个部门支持，组织实施的工作非常具体，十分复杂。1979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多次召集会议进行协调。第四季度，广东省负责同志还专门到北京作过汇报。年底，我又去广东、福建与地方同志做了研究。1980年3月下旬，我受中央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当时两省的主要负责同志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和马兴元、郭超同志都参加了会议，到会的还有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港澳工委的负责同志。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举办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经典里找不到，是史无前例开创性的社会经济实验。因此，会上对特区建设的方针作了详细的研究。通过这次会议，把中央举办特区的构想初步具体化了。在讨论过程中，到会同志还根据特区创办起步的实践，考虑到特区不但要办工业，也要办商业、旅游、房地产等行业，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还将在全国经济生产中发挥多种功能，因而“出口特区”这个名称，就难以概括其全部功能和作用。我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改名为涵盖面更宽的“经济特区”，得到大家的赞同。这次会议讨论的以上内容形成《纪要》，当年5月16日，中央以中发［1980］41号文件批转全国。（下转第十五版）

谷牧是“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得力的实施指挥员”

1978年至1988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头十年中，谷牧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一次承担了开拓新工作领域的任务，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工作。他立足国内实际，研究国外情况，放眼发展目标，积极而审慎地迈出探索步伐。他精心处理各种复杂的权、责、利关系，把中央的重要决策认真地细化为可行的实施步骤和具体的操作措施。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沿海城市及其相关地区的开放，外资的吸收利用，外贸体制的改革，涉外旅游事业与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以及海关查私监管工作的强化等方面，他都倾注心力，做了大量的规划、组织、检查、督促、协调工作，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动现实。当年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同志，至今对他念念不忘，说他是“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得力的实施指挥员”。

谷牧同志善于学习，富有知识素养。他无论从事政治，还是管理经济，都同时兼有多方面的兴趣爱好。他会写文章，酷爱书法，懂得古字画鉴赏之道。由于与分管的工作有关和兴趣所至，他对于古迹的保护、文物的收藏、孔孟儒学的评估，都尽力所及，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深得这些方面专家学者的尊重。

谷牧同志长我几岁，入党也早。我最早知道他是在1949年济南解放时。他担任济南市委书记，中央转发了他总结的接管大城市的成功经验。那时，我在刚刚解放的沈阳市工作，读了他的文章感到十分亲切。1952年底，我到了北京，在国家计委工作。不久，谷牧同志也到了北京，在国家经委担负领导职务。此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工作联系也多了。他在长期从事的经济战线领导工作中，不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多有建树，而且尽管经常处于风口浪尖，却游刃有余。对于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也多少有些体会。

总之，在过去七十多年里，谷牧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辛勤工作，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中央负责干部。他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阶段的许多事件。这本回忆录，有他的亲历亲为，也有他把自己摆进去对党的事业发生的一些曲折和失误的反思。我以为，它无论作为党的历史中一些侧面的剪影，还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人生历程的记述，都是很珍贵的。过来人、当代人、未来人读一读它，都会从中获益的。故此，在本书付梓之际，我写了这些话，以为祝贺。

（节选自宋平同志为《谷牧回忆录》一书所作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经报请党中央、国务院同意，1981年5月27日到6月14日，我在北京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两省的主要领导干部任仲夷、项南等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外，还邀请了多位经济学家参加。

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写成《纪要》，党中央、国务院于1981年7月19日，以中发［1981］27号文件批转下达。这些意见，是对中央作出举办特区决策以后的有关各项方针政策的集成和发展，对举办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操作规程、重要的政策性措施、正确处理内外关系、内部权益分配等问题，构筑了总体框架。从那时起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具体规定有了不少调整，尽管有些方面发展了，有些方面停止执行了，但总的看，各项工作基本还是按这个框架进行的。它对特区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7月，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吸收利用外资迈开了步伐，来势不错；改革外贸体制着手进行，外贸出口呈现较多增长；两省通过改革体制，搞活经济，加快了发展；经济特区的建设相继展开。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贯彻实施，由决策构想变成了俨然在望的现实。就在这个时候，7月15日上午，小平同志找万里、姚依林同志和我谈话，对经济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关于对外开放，小平同志说，哈默石油公司对我有个启发，外资值得利用，长期计划中一些骨干项目，我们自己搞要十几年才能搞成，利用外资也许只要五六年。要搞，就早点动手，主动去搞。他还指出，要加快外贸改革的进度，要由“你那个委员会（指国家进出口委）统一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