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胡耀邦同志和书记处的多数同志都到了，国家计委、进出口委、外贸部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这次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外开放的讨论，反映了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指导思想有进一步深化。我记忆犹新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把对外经贸工作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耀邦同志说，现在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都不是一国的事情，要从全球来考虑。我们的经济工作，要以自己的力量为主，争取外部力量为辅；要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但不要忽视外部资源；要学会两套本领，既要提高国内工作的本领，又要学习开展国际经济交往，走向全世界。在引进问题上，要准备付一点学费，一个时期吃一点亏不可免，重要的问题是争取时间速度。

第二，对外经济贸易工作要解放思想。好几位领导同志都指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领域解放思想最差。应当怎样理解自力更生，不是进口东西越少越是自力更生。完全靠借债度日，依赖外国，当然不行。但是把人家的长处拿过来为我所用，洋为中用，补己之短，加快发展速度，就是自力更生。今后中国经济建设不能再走基本上封闭的道路、自给自足的道路。这个基本方针要坚决定下来。

第三，积极稳妥地利用外资。许多同志都赞同我讲的意见，强调国内资金不足，就要善于利用外资，即使付点利息，但可以买得时间，不能顾虑重重，迈不开步子。当前如何利用？主要应在合资、合营方面发展。

第四，积极扩大外贸出口。到会的领导同志一致同意《汇报提纲》中提出的外贸出口增长应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幅度，认为我国发展出口有三个优势:煤炭等资源丰富，劳务（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各种工艺技术型劳动）成本低，机械制造能力有一定基础；主张在财政上扶植外贸，物资平衡上挤一点照顾外贸。后来的外贸持续发展，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如机电产品出口，1981年才十多亿美元，1992年达195亿美元。

第五，发挥两个积极性。外贸也好，外经也好，根本方针是统一领导，1980年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分头经营，发挥两个积极性。整个外贸必须进一步搞活，首先是上海、天津，应该多放宽一些，特别在进料加工出口、产销结合上，要给他们更多的权力。按部就班走四方步，经济搞不上去。要放手鼓励那些能够开拓局面的同志，这样的同志得不到支持，评头品足、拉后腿的人得不到批评，拨乱反正没有希望，我们的事业没有希望。

这次汇报讨论的精神，传达下去后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工作，今天来看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艰苦的推进

1981年第四季度，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出现了走私贩私泛滥的严重情况。新中国建立后长时期内，我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是两个不同的价格体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市场商品匮乏，供应紧张，什么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优质布料等等，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国门一开，相应的防范措施跟不上，久已存在的走私贩私活动的泛滥是必然的。记得最严重的广东、福建的几个沿海渔港、渔镇，成了走私贩私的大据点，私货蜂拥而进，贩私络绎于途，以致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渔民不下海，学生不上课，一窝蜂似地走私贩私去了。消息传到中央，领导同志都感到不采取果断措施不行了。

1981年12月15日到23日，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这个会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问题，部署了1982年的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又把广东、福建两省的主要领导同志找回来，专门座谈讨论开展打击经济领域里包括走私贩私在内的违法犯罪活动问题。这次座谈会，后来被戏称为“二进宫”。会上，胡耀邦同志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同志以及中央军委、中央纪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作了讲话和发言。

在会上，我受命组织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经报请中央批准，组建国务院打击走私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外贸部、海关总署、公安部、国家工商局（后来又加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作为成员，依托海关总署设立了处理日常工作的办公室。经过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海上堵截和陆上检查，严格实行渔政管理，整顿走私严重地区的基层党政组织，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还依法惩办了几个罪大恶极分子，把这股邪风压了下去。

在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严肃提出开展打击经济领域里违法犯罪的斗争，并为此采取有力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由于那次走私贩私的泛滥主要是在开放地区发生的，有些人就对开放划问号了，特别对举办特区的这件事摇头了。

对实行开放和举办经济特区，本来就有些不同看法。这时候，非议特区的意见就比较公开地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来了。有的把经济特区说成了给外国资本家搞的“飞地”，说是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全都变了。对于特区有外币流通的现象，有的老经济干部痛心疾首，说本币受挤，这还得了。一些长期在港澳工作的同志，受到港澳不赞同我们办特区人士意见的影响，也对特区摇头，说些二话。这些同志往往被看成是懂得外部世界的，因此，他们的这种否定态度颇有些影响。

一是多年来，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掠夺，对于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人民群众有着一种历史形成的戒备心理。加上举办特区又是个崭新课题，许多人思想上难以接受。总起来说，那些不同看法属于认识问题。但是，这样一来，本来应当进入草木芳菲阳春季节的经济特区，却很有点风雨萧瑟的味道。作为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管开放和特区工作的负责干部，我想，实行对外开放已经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党的历史性决议；大家都知道举办经济特区是小平同志倡议、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国务院组织实施的一桩大事。所有这些，都没有更改。中央领导同志中，没有谁说不实行对外开放，也没有谁公开在会议上讲特区办错了。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桩事向前推进。

1982年初，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国家进出口委和其它几个委撤了，我负责的办特区这件事总得有几个帮手。经报请国务院主要领导同意，从已撤销的进出口委机关的干部中，选了何椿霖等8个人，组织一个小班子，在我领导下办理有关事务。组织好这个班子，我很花了些功夫。原来想命名为特区办公室，后确定叫特区工作组，隶属国务院办公厅编制序列。叫“组”也罢，叫“办”也好，反正办这桩事就是了！这个小班子建立后，我第一次召集他们八个人开会时，除了布置工作以外，还特意讲了一番交心的话。我说，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但是，我认为大概不会出现这样的前景。你们谁要有顾虑，不愿做这个工作，及时提出，可以另行分配。我不勉强你们哪一个。不过，我也告诉你们，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我这话不是无的放矢，他们当中确有人受到这样的“忠告”:“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这八位同志思想还是坚定的，大家愉快地接受分配，并且努力做了颇有成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