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杂志上撰文指出，当前出现了一种“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忽然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没那么必要、没那么迫切了；忽然觉得过去的政治体制没那么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优越性了。

“直接致“病”的因素，是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国能够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这似乎暗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甚者干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王长江指出，不能给这种“麻木症”以市场，要“摈弃一切犹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自我膨胀

还有学者担心腐败问题，资深理论家吴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应如何回应？回答是: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决不可自我膨胀。

“须知我们确确实实尚处在发展之中，离发达还很远。当此危机降临之际，正是我们自我警惕、自我检察之时。度过危机为当前急务。尤其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他说，因而，“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过荣辱，在此一举。”

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题为《“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文章写道，2009年7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然而，”文章笔锋一转，“美国绝不会那么天真！据我所知，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够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案是‘NO’。”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几年后，即使中国肆意膨胀的气球爆炸了也无所谓，到那时候，估计美国早已变得强大，不会再去理会中国怎么样。”

此文是日本人的经验之谈。1979年，以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的书《日本名列第一》为代表，西方世界对日本的吹捧一点都不亚于今天对中国的热捧。

“结果其后几年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了长期停滞。”文章接着写道，“同样，中国经济也不会一帆风顺。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日本人的这个提醒真是有趣。■

还不能告别“摸着石头过河”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政治过程也在开放，但是通过把好多问题内部化来求得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李拯 | 北京报道

“中国模式”早就形成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很多，你认为中国是否存在一种模式？

郑永年:我觉得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你要承认中国确实有个模式，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另一方面，有些人把“中国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对。任何一个模式都有优势，也有不足，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西方模式也一样。西方的民主模式、市场经济模式，都有一个演变、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

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从某些方面来说，模式早就形成了。现在很多人讨论的“中国模式”好像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实际上，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30年，很难理解现在的模式。现在的模式只是改革开放以前模式的改进和发展。国家总体的结构还是一样的，只是好多地方改进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模式”早就存在了。

现在的问题是，谈论“中国模式”有时候显得过分政治化了。大家更多的是从政治出发，而很少有人做客观研究。

《瞭望东方周刊》:你关于“中国模式”的著作即将出版，你认为“中国模式”是什么？

郑永年:当然首先就是经济方面。从大历史来看，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世界上怎么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工业领域作用很大。这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因为中国国有部门很强大，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存在，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

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政治过程也在开放，但是通过把好多问题内部化来求得解决。这是两种模式，难分优劣，每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都有其劣势。

最重要的是开放度不够

《瞭望东方周刊》:有学者提出其实“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见招拆招。随着“中国模式”的提出，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告别“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路径了？

郑永年: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这句话。邓小平的改革是有目标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过河”啊，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这个方向非常明确。但要怎么样走向市场经济呢？这就要“摸着石头”了，方法是“摸着石头”，目标是“过河”。

如果改革方向不明确，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之间互相争夺，就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具体来讲，比如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是看现实，为什么在这些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就成为暴富的领域了呢？一些人利用改革的名义大力从这几个领域赚钱，改革的结果和原先的目标是相反的。

现在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摸哪一块石头不重要，能过河就行。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敢去摸石头了。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

我看，“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现在仍然应该坚持。

《瞭望东方周刊》: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郑永年:最重要的问题是开放度不够。中国的成功就是因为开放。现在改革遇到的一系列困难，也就是因为不够开放。人们都说中国是最开放的国家，这种开放是对国外和国际舞台而言。对中国内部来说，人们也可以把改革理解为一种开放，就是体制向社会群体的开放。

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所以必须要开放，也就是要继续改革，这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