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更看重“中国模式”的“威胁”

中国之于西方，从一开始的中国威胁论，至中国崩溃论，再至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影响论，一如轻舟已过万重山。

“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们自己必须坚定立场。”马振岗说。

透过纷繁的现象，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并未真正改变。比如，有了“中美共治论”，西方真的就不认为中国是威胁了吗？显然不是。上述中国高官对本刊记者表示，佐利克就与他谈到，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贸易摩擦问题，也不是军事透明问题，更不是汇率问题，而是“中国模式”的威胁。

西方报章中流行类似的看法。如英国《卫报》说，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言外之意，“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PK之势。“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说:“中国的崛起证明人们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繁荣富强，这才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

还有一点也没有改变---西方希望将中国进一步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2008年底，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西方世界的衰弱》，作者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杰。阿特曼；另一篇是《中国模式的崛起》，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该怎么办？阿特曼和詹姆斯的战略是:美国应该加紧努力将中国尽快融入到“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应该谆谆教导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才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大利益”。

二人的具体建议包括:让“七国集团”接纳中国作为成员，共同规划全球秩序；允许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多占一点股份，这样一来，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为全世界所用，而不是单单为中国自己服务。

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专家提醒，对国外吹捧中国的声音需要冷静鉴别。

郑永年认为，这种舆论繁荣的部分原因是国内一些媒体乐于把国外“夸”中国的声音摘编并放大，而事实上这种声音是片面的。“其实西方批评‘中国模式’的也不少，甚至说中国垮掉的也仍然有。”

马振岗打了个比方:一个小孩，因为弱小平时大个子都不爱带他玩，有一天大孩子说，来！一块玩吧，于是这个小孩就得意忘形，以为自己也跟大个子一样强大了。

“国内某些人的心态就像这个小孩，善于炒作。”他说，“就像几年前有人热炒雷锋进西点军校一样。”

2002年，国内某媒体报道，到过美国西点军校的人，都会注意到校园内一座雷锋的半身塑像，摆放位置醒目。在西点会议大厅上方，还悬挂着五位英雄的画像，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雷锋。文章还说，近几年，学习汉语成为西点军校新的流行趋势。一位学员还在他的毕业论文中写道:“我最尊敬的将军是巴顿，我最崇敬的士兵是雷锋。”

这篇报道一时流布甚广，连官方媒体都予以征引。不料事后却被证明是一则假新闻。西点军校专门澄清，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语录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赞赏他或其哲学。

这样的“误会”或炒作很常见。马振岗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西方马克思的书一度畅销，有人就解读西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了。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振岗在美国访问了一个多星期，会见了一二十位美国学者及官员，他有意谈及G2的话题，却发现美国学者虽然承认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但几乎没人认真谈论G2。“其实美国没有多少人讲G2，但在中国却炒得一塌糊涂。”

“我还没听说有几个西方人真的要学习‘中国模式’的。”马振岗说，人家夸中国教育，最多也就是说中国人重视教育了。“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被歧视、被慢待、被低看了将近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只是最近30多年来，随着我们的发展和阶段性的成功，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我们似乎找回了久违的自豪感。”邱耕田说，“但我们也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甚至于自我膨胀。”

他认为，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还面临着一系列十分严峻的发展问题；我们虽然正在崛起，但发展道路还不具有国际间的复制性和示范性；我们虽然在一天天地富裕，但富裕并不等于强大；我们依然跋涉在发展的征途上，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还有很长距离。

中国无意输出“模式”

赵启正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题目为《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他说，有西方的评论说，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或其他形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赵启正说，这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他写道，“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如‘博爱’、‘和平’、‘民主’、‘自由’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具体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其价值观和具体表现或结构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赵启正说。

赵启正的文章带有明显的对外澄清的色彩。作为外交家的马振岗对此深有同感。“还说G2吧，我为什么反对这个提法，在许多事情上中美两国达成协议了，影响自然比较大。但是你说中美共治，将把其他大国置于何地？大国会有意见，也不符合我们的外交传统和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平等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一旦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汇流，“热捧”中国的声音将更具危险性。马振岗说，在多种国际场合，他都被要求对《中国不高兴》一书进行评价。

这本2009年出版的书是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升级版，书中摆出与美国及西方摊牌的架势，并发出“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该书一出版就被外界认为是“民族主义的集中宣泄”。一位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说，他在日本小城奈良的书店、京都的书店，都看到过这本书的日译本，而且都摆在显眼位置。

“这种声音的危险性在于会加重国外对中国的误解，助长中国威胁论，打乱我们自己的步伐。”马振岗说。

警惕改革麻木症

与赵启正文章的对外阐释不同，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的《慎提“中国模式”》一文则更侧重国内。“现在就讲‘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

危险何在？他写道，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郑永年对本刊记者说，金融危机本来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很好机会，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一方面，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刺激的产物，由大量投资驱动。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坏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一旦这次投资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他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在没有这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内需很难真正旺盛起来。

“还有一点尤为重要，一些地方正在失去产业升级的机会。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落后企业和产业的破产，这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但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简单地确保增长，不惜拯救那些落后产能，一些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企业因为金融危机而起死回生。”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危机拖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正在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