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2008年被英国的《卫报》评为“中国模式”年，其文章称:“中国模式”成为了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样。

此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阵脚大乱，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回被终结的竟是西方自己。

2009年刚入夏，西方社会就来了一本比夏日气温还热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副标题是“中央帝国正在崛起，西方世界走到头了”。作者是马丁·亚克，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在欧美书市，这本书跻身非小说类书籍畅销前十名；评论此书观点的各种网站网页超过了1000万个。

马丁·亚克的结论是: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超过美国和那时的第三大经济体印度。“我们习惯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世界，不能想象若非如此世界将会怎样。”但是中国的崛起将推翻对何为现代化的“西方式”看法，借助GDP“无情的手段”，中国将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全球最强大国家。

“另一个总结‘中国模式’的重量级人物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邱耕田说，2009年9月，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他概括为“纵向民主”模式---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他认为这一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更具说服力的是福山自己。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

福山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福山说，“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这样看来，中国的崛起竟让“终结”了20年的历史重新复活了。

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

中国经济奇迹的光环，使得西方媒体之前习惯于教训中国的文章骤然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的论调。

2009年11月12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在总统奥巴马访华之前推出文章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经受住了世界经济衰退的考验。相比而言，美国似乎突然变老了，变脆弱了。美国的国民情绪仍然低落，经济仍然没有起色。

“现在是美国表现谦虚的时刻，因为中国在一些重要事情上都做对了。”文章总结了美国需要向中国学习的五个方面:要有雄心；照顾老人；大量储蓄(储蓄是良好经济的种子)；放长眼光；还有一条竟是“重视教育”。

文章说，经过几十年的投入，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覆盖偏远的农村地区，现在文盲比例已经不到10%(美国是14%)。文章援引一位前美国驻北京高级外交官的话说:“他们在基础学科上做得很好，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中国孩子走在了我们孩子的前面。”

美国《赫芬顿邮报》2009年中的一篇文章还提出“美国司法也应向中国学习”。“想想布什政府在解释使用严刑逼供时所表现出的傲慢吧。当对付全球反恐战争的‘敌方战士’时，华盛顿迅速将我们对国际条约的庄重承诺置于脑后，并为实施酷刑审问创造条件。”文章对比中国:过去30年，中国已经颁布250项新法律，并且从白手起家后，一直在构建系统性的国家法典。

“中国共产党也已经采取法律措施保护选民免受政府侵害。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允许公民起诉政府——1990年有1.3万人将政府告上法庭，如今中国每年都会受理15万件以上的此类诉讼案件。与此类似的是，200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政府官员设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

作者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总理已经告诉美国学者，中国司法系统需要进行改革以保证司法的“尊严、公正和独立”。“看来我们将要在美国使用这种诚实的猛药。”

“高举自由、民主和人权大旗的领导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即‘媚华世界’正在形成。”日本和平安保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在日本《产经新闻》2009年8月4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中国学派”说了什么

把所有的问题都懒惰地归结为“体制”问题，动不动就嚷着要“自杀”，是无知，是轻浮，是被忽悠的表现。知识界和新闻界有人动辄吵着要“自杀”，本身大概构成中国最大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当代中华体制规模宏大，亦可称为‘鲲鹏模式’。民本政治如首脑，社稷体制如躯干，国民经济如翅膀。如此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30年迎风破浪‘激水三千里’，后30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两股旋风冲天而上。”

这段话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的文章《当代中华体制》。此文作为总论收录于2009年12月底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潘维任主编。

这部厚达630页、63万字的大部头是一部论文合集，作者除了潘维还有许多知名学者，如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王绍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等。

此书一出版就入选了新闻出版总署刚刚推出的旨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目前正准备推出英文以及其他语种的版本。”出版社编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而在外界，这本洋溢着对“中国模式”激情的书，被看做是中国的一派学者对海外热议“中国模式”的一次集体回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在序言中写道:“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或许也标志着‘中国学派’的初步形成。”

“三”打开了无数种可能

潘维所言的“中华体制”或说“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

三个子模式又各由四个支柱构成。国民经济的四大支柱是: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

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社稷体制的四大支柱是: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和单位，而非分层的市民会社，构成社会网格；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