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观中国模式

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尽管学术界和传媒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温度炽热，但是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开表示接受或者反对。

或许也正因为此，《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刊出的四篇反思“中国模式”的文章才显得格外醒目。除了这份报纸是由中央党校创办，四位作者尤其前两位的身份更引人注目---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

“我们想借这组文章来起一个引导的作用。”《学习时报》 理论部主任刘学侠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经济发展的确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我们也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模式’的概念掩盖了一些问题，容易固化僵化。”

四篇文章作者之一的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对本刊记者直言:很明显，一些西方人士谈论“中国模式”时，在热捧中国甚至“捧杀”中国。“在我看来，作为亲身经历并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学者，应当对‘中国模式’的提法保持应有的清醒头脑。”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不同声音的加入，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正被推向一个高峰。

中国“被G2”

“这次会议上，美国将把火炬传给中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人士在2009年4月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召开前告诉他的日本记者朋友。这位日本记者后来写道，正如其所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后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已不能继续担当世界经济的引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约定定期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奥巴马总统有没有向中国发出诸如‘让我们一起来领导世界吧！’这样的邀请，我们不得而知，但外界将奥巴马前面的讲话解读为美国要扩大美中共同领导世界的‘G2’路线。”他这样写道。

在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看来，国外热捧中国的动机复杂，有真心说好的，也有别有用心的，“但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这是肯定的”。

“G2”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斯滕发明出来的概念。2008年7月，伯格斯滕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文章，为美国“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提出解决之道:建立中美两国平等协商、领导全球经济事务议程的“G2”模式。

伯格斯滕所言的“G2”其实是为了应对中国在WTO、汇率、贸易等问题上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克服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在他看来，唯有以“完全的权利、真正的共同领导地位”才足以“吸引中国”，“创造一种全球急需的有效领导”。同时，他承认，“G2”模式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未必更有效”。

但是随着美国战略家的介入，原本影响力局限于学术界的“G2”概念迅速走红兼而走样。“热炒起来主要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人。”马振岗对本刊记者说。

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现在需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G2”。随后发言的基辛格对此多有附和。“G2”逐渐被阐释为“中美共治论”而广为传播。

当时在会场的一位中国高官告诉本刊记者，听到二人的发言，他立刻感到不妙，“中美共治，不就是让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跟美国扛世界吗？”

同年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捷克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对记者表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总理表态后，基辛格这方面言论有所降温，但仍然有人在继续炒作。”马振岗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被G2了。”

一些人的动机是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

“中国责任论”似乎是与“中国模式论”相伴而生的。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后一年多，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美中关系发表专题演讲时说，“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

佐利克“利益攸关方”的讲话被视为“中国责任论”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一年后，“利益攸关论”被写入了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

这与2001年布什总统上任之初提出的中国是“战略竞争者”的定位迥异。而四年后，“利益攸关论”又让位于“中美共治论”。论者指出，美中战略地位此消彼长之势清晰可见。

“中美共治论”可以理解为一种深化了的“中国责任论”，不过为与早期中国责任论相区别，学者韦弦建议将“中美共治论”定义为“中国影响论”。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动机和出发点看，中国责任论是美国还处于强势阶段，还没有出现金融危机时提出来的，因此，中国责任论的初衷还是美国和西方希望利用自身优势，逼迫中国遵循西方制定的国际标准，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用以约束和套住中国的一种策略。中国影响论则是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漩涡，内外交困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其出发点更多的是希望中国分担风险，是美国已经无法独撑世界，无法独立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一种无奈选择。”

邱耕田教授注意到，在刚结束不久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被要求担当与美国一样的义务。“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他说，中国当然要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在承担相关的国际义务上，中国根本不应当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