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记者

让成德林饱受压力的是其记者身份。

成德林承认，自2004年应聘到中国妇女报湖南记者站担任记者以来，他一直未拿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

这正是贺欣初举报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家的规定清清楚楚，他没证就是假记者。”贺欣初认为，成德林不过是没有正式编制的“临时工”。

究其原因，成德林也一脸委屈。他透露，最近几年他多次要求报社为其申领记者证，但始终无果，“今年3月份又填了申请。”成德林还翻出登载有其稿件的数期《中国妇女报》以证明其身份，本刊记者看到其中不乏署名为“本报记者成德林”采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的头版头条。

贺欣初也找出成德林过去数年中写的数封举报信，都是署名为“中国妇女报湖南记者站成德林”，并未标明其记者身份，“明显是心里有鬼”。

贺欣初反映，成德林的许多调查报道都是以这种署名方式寄送给各级领导，“在媒体上以记者名义发表出来的不多。”

成德林坦承，这源于他谨小慎微的考虑，“我毕竟还没拿到证，但我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向上级机关写举报信总不至于错了吧？”

对调查报道多数未公开发表的解释，成德林介绍也是自己的“一片苦心”。他表示，写举报信主要是想促进问题解决， “并不是要搞打击报复。”

成德林并不讳言他在石门当地的“能量”。

据他介绍，石门全县各个委办局几乎都有他的熟人，可以找到任何人的手机号，“回家请我吃饭的人都要排队。”他也承认，“在石门住宾馆几乎没有掏过钱。”

究其原因，成德林归结为两点。其一，他当年为考大学复读了四年，“现在县里的很多干部都是我的同学”；其二，他通过充当百姓和官员间调解人，为石门当地官员化解了很多足以使其丢掉乌纱帽的上访难题，“对我心存感激。”

这在当地百姓看来，正是成德林“本事大”的佐证。“很多人连政府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你让他怎么去维权？”村民徐超友认为，诉求受阻后的村民往往把成德林视作了他们的“救命稻草”，“不少人向他下跪请求帮忙。”

成德林很少拒绝这样的请求，“能帮一下就帮一下，但从不拍胸脯说这事我可以搞定。”他的原则是，“企业间的经济纠纷不插手，老百姓之间的事不管”，“只管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事。”

贺欣初也觉得“成德林搞问题搞得很准”。

“只管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事”

成德林坦承，帮老百姓维权写举报信的时候，也担心会得罪地方官员，但他并没有因此打消过念头。

相反，在被石门县委宣传部出具“公函”骂了之后，他直到现在依然在向省市有关部门和互联网上举报石门县某领导，称其在转让该县三江口水电站所有权时，涉嫌玩忽职守。

但跟很多次的经历一样，成德林尚未得到任何回应。詹腊珍向本刊记者表示，该县机关干部早已经形成共识，对成德林采取“三不政策”:短信不回、电话不接、来人不见。

据他介绍，石门当地的官场朋友曾向他透露口风，贺欣初在“公函”曝光后曾想和解，为县领导所阻，说是“一定要讨个说法”。

成德林也承认他的“不依不饶”确实让贺欣初很烦，但贺欣初始终不同意向他道歉和进行赔偿，也未见县里对其作出任何处理。

2009年12月，成德林到长沙市岳麓区法院起诉贺欣初涉嫌诽谤公民名誉权，并成功立案。

在收到石门县委宣传部的“公函”之后，中国妇女报曾委派某部门主任和该报驻湖南记者站负责人前往石门调查。据成德林介绍，调查结论是他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因此遭到报社任何处分。

等待着案件开庭的成德林对赢得这场官司也信心十足，因为“迄今为止都是谩骂之词，没有任何一项有事实根据”。

为此，成德林很“可怜”贺欣初，“一个副部长竟然是这种素质。”

贺欣初也对成德林依然幽怨难解，“兔子都不吃窝边草呢，你说他贱不贱？”

同样叹息的还有詹腊珍，“都40多岁的人了还没个稳定工作，我挺为他着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