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教授不好当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邢婷

进入中央党校的学员，不仅有高级干部，还有专家、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所以，这个校园里的几乎每位老师，都表示“很有压力”。

课堂争论司空见惯

在中央党校，“科学探讨无禁区”。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谢春涛、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靳薇等，都是在这里有着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教龄的“老党校”。他们见证了无数次老师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精彩的观点交锋。

由于工作经历、知识背景和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学员们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往往有很大偏差，争议由此而生。

蔡霞教授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中央党校的老师，很少能在课堂上获得一致好评。我们的学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工作岗位，同样一门课，有的学员会觉得非常好，有的根本听不懂，而来自发达地区的学员甚至会觉得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

从2004年起，靳薇教授开设的“公共卫生与社会危机”课，成为地厅班的课程。一次，靳教授在上课时，做了一项测试:一包治疗艾滋病的药品，应该给下列艾滋病患者中的哪一位？选项包括:性工作者、家庭主妇、同性恋律师、卡车司机和吸毒青年。一位来自湖南的学员直言，谁都不应该给。对同性恋律师，这位学员斥之为“知法犯法”。但他的观点引起了其他学员的反驳，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另有一次，靳教授组织学员讨论艾滋病问题时，某省主管文化工作的学员提议:“将全国的艾滋病病人集中起来治疗，同时让他们从事简单的劳动，自力更生，如编织麻袋、搞缝纫等。这样，他们就不会把病传染给别人。”他刚说完，就有来自西部某省主管卫生工作的学员反驳道:“这样的提议既不人道，也不现实。”双方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

教学压力难以想象

“党校讲坛有纪律”，是中央党校一条重要的教学原则。由于授课对象身份特殊，每位教师都必须严格地全面锤炼自己的政治素质及业务能力。在中央党校任教12年的蔡霞教授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的压力不是一般大，而是相当大。”

首先是来自学员的压力。谢春涛教授说，20多年前，中央党校学员的年纪普遍较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是很多。而如今，学员越来越年轻化，硕士、博士比比皆是。有的学员甚至看过很多国外原著，对一些问题的剖析十分深刻。谢教授由此得出结论:教案必须与时俱进，不断翻新。

严格的考评体系，同样成为党校教师无法回避的压力。据蔡霞教授介绍，目前，中央党校对教师们实行的是满分为10分的评分办法。每次课后，学员们都要拿着教务部发的教学评估表，对老师的观点阐述、教学态度等进行无记名评分。“如果有一位学员打分较低，这堂课的整体分数就会被拉下来。”

学期结束时，每位老师所得的分数，都会在全校范围内张榜公布，各个教研部之间会进行比较。因此，各教研部领导的压力也很大。每出现一次低于9分的“教学事故”，教务部都会召集相关老师开会总结教训，讨论整改措施。不过，“老师的压力更大，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分数太低，这事关面子。”蔡霞教授坦言。

干部学员客串“老师”

高、中级干部学员，给中央党校教师们带来的，自然不只是压力。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每位高、中级干部学员，都要完成“两带来”任务，即“带来一个问题”和“带来一个建议”。其中来自基层的一手材料和思考，极大地丰富了党校教师的授课内容。

谢春涛教授回忆说，一次在课堂上，他给学员们讲述“大跃进运动的反思及其经验教训”专题课，其间让几位年纪稍长、经历过那一特殊时期的学员来“补充”。结果，几个学员结合切身经历，谈得非常深入，赢得了其他学员的阵阵掌声。这件事对他的启发很大。此后，他经常在课堂上直接向学员们“请教”。

请省长学员、部长学员走上讲坛，在中央党校是常有的事。这也被视作“中央党校的特权”。对此，一些省部级干部学员笑言:“叫谁上谁就上，因为在这里，老师最大，学生总是学生。”

2000年，身为省部班学员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被推上中央党校的讲台，为中青班的学员作题为“中国如何迎接金融全球化挑战”的报告。学员“客串”老师的做法，深受欢迎，也成为中央党校的惯例。

“面对实践经验丰富的高、中级干部学员，党校老师的授课方式不是开药方，而是提供看待问题的角度、思路和眼光，与学员们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不同办法。”因此，在一些教授看来，党校教师不仅是学者，同时还要有政治家的思维。

为了进一步丰富自己的教学实践，许多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赴地方基层调研，或出国考察。“如今，面对各方面素养都较高的干部学员，我讲授一节课，往往需要长达几年的思考和积累。如果再不进行全方位的知识储备，势必无法胜任自己的角色。”蔡霞教授颇有感触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