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量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去介入这些难辨真假的性丑闻，但或许是对这些传言的回应，从巴南进入重庆市公安局做副局长后的10年时间，文强的仕途搁浅了。虽然已经在公安局挑大梁，进入时间也最久，但他一直没有获得行政职务上的提升。陈焕奎任职一年后调去司法局，由周至仁担任常务副局长。

文强的权威

在文强的仕途停滞时，外面的世界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让他可以从另一个渠道找到自信和成就感。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万县、黔江、涪陵以及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被划进重庆区域，这些都曾是川东最贫困的地区。重庆成为人口最多的直辖市，3002万人口是国内另外3个直辖市人口总数的75%，其中有2000万都是农村人口。“农村包围城市”的地理格局，让重庆的市容市貌至今也没摆脱城乡结合的特点:在城市新兴的林立楼房中，还能看见零星的田地。繁华的市中心街道边，散布着卖菜的地摊小贩。

重庆城乡统筹的方针是“将大量人口从附加价值低微的农业中转移出来，让他们从工业中寻找活路”。这意味着，重庆要以一个主城区的力量，来拉动2000万农村人口的发展。重庆第二次农村人口进城的高潮开始了。“他们需要在这个城市中求得活路，但仍然缺乏和城市对话、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成为黑社会最容易控制的群体。”汪力说。2009年8月底，在重庆一家茶楼，两位夜总会老板正在谈人员转场的价码。一位在此次“严打”中处境危险的老板试图把自己的小姐、保安转去另一个场子里。他们在谈判中称这些人为“资源”。

直辖还为重庆带来了大量建设资金。2007年全国“两会”前夕，重庆市长王鸿举向中外媒体形容这个速变的城市:每3个月就要更新一版地图。黑社会也在各行各业中找到了自己的机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进化”出了与上一代黑社会不同的特点:“大多都拥有实体，看起来都是正行，但是用非法的手段经营。”汪力对本刊记者说。

1997年后也是文强在黑白两道的快速成长期。对于他在此位置上坐大有两种解释，一是重庆市公安局的官员任命传统，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因此只有一半的精力能放在公安局的管理上。另一种说法就是公安局长多是由外系统调入，本身不懂业务，在专业性极强的刑侦工作上，不得不倚靠文强。1997年后的新任公安局长确实是工科出身，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更重要的是，这位官员曾经因为和一位企业老板之间的关系遭审查。这段权力真空期，为文强形成自己的一定权威提供了很好的时机。

这种权威在他生活中的体现，毁誉皆有。如一次办案中，两名犯罪嫌疑人持枪在一座小楼中负隅顽抗，公安干警久拖不能拿下，文强来到现场，拿起扩音器喊话:“我是重庆公安局副局长文强，限你们3分钟内投降，否则我将下令强攻。”3分钟后，两名嫌疑人无条件投降。但权威的另一面是他开始不遵守游戏规则。一位熟悉文强的人士告诉本刊:“和一些企业老板打牌输了，他会发火不承认，说自己赢了，该对方给钱。”他甚至不避讳自己和黑道之间的密切关系，“公安局有例行的打黑行动，当下属跟他讲行动部署时，他说:‘打什么黑？我就黑！’”

但即使是对文强为人持负面评价的人士，也肯定他对本职工作“敬业”。一位公安部的巡视员亲眼看见在一个案件现场，文强连续3天没有睡觉，眼睛熬得通红。抓到张君后一脚踹到张君的脸上，这曾被解读为他爱作秀的证据，但一位熟悉文强的老领导认为，这种兴奋是真实的，“是他的个性”。一位熟悉文强的人对本刊记者分析:“他自己也在寻找一种平衡，求得功过相抵。”可供佐证的数据是，重庆这些年的刑侦破案率是介于85%到89%之间，略低于全国91%的平均破案水平，“但考虑到重庆的复杂情况，他的本职工作未必出类拔萃，却也是能完成的”。

直到2001年，是文强人生的高峰，标志性事件就是张君案。这件“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在重庆的破获，不仅让文强摆脱了因王平事件涉黑的危机，还成为他仕途的推动力。2001年，文强升为一级警监，正厅级侦察员。此后不久，公安局的班子调整，文强升任常务副局长，成为二把手，搞科技出身、曾被评价为“太老实”的王华刚成为三把手。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新任的公安局局长朱明国曾就这个人选安排咨询原来的老领导，得到的回答是:“用文强的才干，用王华刚的品行。”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文强在更高一级的权力前表示出的敬畏。一位熟悉文强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一次文强在一家茶楼包间打大牌，桌上堆着的现金约有十几万元。恰逢一位公安部的警风巡视员推门进来，文强当时一惊，下意识动作就是抱着钱往桌下藏，并立刻解释，钱是朋友放这里的。这位人士将这种反差作为分析出身平平的文强的一个切入点:“对权力的敬畏促成他对权力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