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向学生们解释，中美贸易逆差是被夸大了的，并且对美国有利。朱镕基同时抱怨，美国对贸易作了不必要的限定：

“我们发射休斯公司的卫星也不批准它出口，我们气象局需要美国的计算机也不出口。中美贸易平衡怎么改善呢？……我想问一句：你们美国只要求向中国出口小麦，出口柑橘，好啊，我们这一次签订的农业协定不是为进口你们的小麦和柑橘打开了大门了吗？但是，女士们、先生们，中国人民靠吃小麦和柑橘就能活下去吗？可以活下去，但是我们要活得更好。”

2002年9月下旬，朱镕基出访奥地利、丹麦和法国，并出席第四届亚欧首脑会议和第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经济和人权依然是朱镕基与媒体对话的重点。

9月25日，朱镕基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称，中国积极评价并支持中欧人权对话。

朱镕基说，尽管双方在观念上有差异，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对话对双方都有利。

西藏问题也是此次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谈话的重点。朱镕基表示，欢迎丹麦政府为西藏教育和其他项目提供援助，但反对任何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和官方人士会见达赖喇嘛，“因为这会给达赖喇嘛发出错误的信号，使他以为外国政府支持其搞西藏独立”。

朱镕基告诉欧洲媒体：“凡是到过西藏的人都会看到，那里的寺院已经过装修，金碧辉煌……如果有谁不信，可以实地去看一看。”

两天后，朱镕基在巴黎向法国工商界人士发表了演讲。此前的2000年7月，朱镕基访问比利时期间，也曾向欧洲的企业家、银行家发表演讲，重点介绍中国的经济情况。

2002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也是朱镕基总理生涯的最后一次“两会”记者招待会。德新社、CNN、法新社接力般地都问起了连任和有关继任者的问题。

朱镕基最后回答：“我是很佩服你们新闻记者的执着和毅力，总是要把这个问题追个水落石出，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答案，我怎么回答你呢?至于我本人，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干地干工作以外，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
“近乎完美的政治家”

身为CNN记者的吉米也是当时的提问者之一。他问道，跟1998年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相比，现在看起来，“您虽然同样的帅，但是略显疲劳”。吉米称，他难以想象操持一个有13亿人口国家的大事是什么样的情景。“您能否谈一下，在您管理国家大事的时候，最让您头疼，最让您难以入睡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回答：“我比1998年是不是显得疲劳，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作何评论。不过我想时间已经过去4年了，人总是要老的嘛。但是，我想这4年以来，我始终毫不感疲倦地在进行我所担负的政府的工作。……令我最感头痛的是什么？我一天到晚头都痛，如果你说最头痛的，我想在目前讲起来，主要是增加农民的收入。”

吉米如今依然记得当年的提问。

“我相信他作为总理，走过了极其艰难的时刻，我希望他从个人角度谈谈他的经验和想法。我知道他有很多拥护者同时也承受着批评。我想听听他作为一个拥有如此广袤国土和复杂国情国家的首席执行官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也许这样就可能更多地感激他所获得的成就。”吉米对《凤凰周刊》记者说。

吉米最早报道朱镕基是在朱担任上海市长的时候。在朱镕基为上海浦东新区蓝图揭幕的时候，吉米就参加过他的新闻发布会。

但对朱镕基更细致的观察，还是在他访美期间。这段时间的观察，令吉米觉得朱镕基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有魅力的中国大使”。

在吉米看来，朱镕基作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执行者，确实吸引了更多聚光灯，并认为这是因为朱的个性——朱在公众中的演讲只是表现得更加自然和率真而已。

“他可以脱稿演讲，听起来，都不是豪言壮语，没有文字游戏，但妙趣横生，有时挺幽默。在他的演讲中很少听到空话或者口号。他敢于突破传统和拒绝繁文缛节，看起来对形式和规矩并不在乎，而一些领导人却对这些形式和礼节趋之若鹜。”

吉米认为，朱镕基的激进政策大体上是成功的。但在任期的末端，他被迫削弱执行政策的力度和改革的速度，因为这些政策导致了预料之外的结果——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过热。

但最终，吉米认为朱镕基会被作为一个机敏的经济管理者被世人铭记心中，因为在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遭遇极大困难的时刻，朱主持了大量工作。
吉米也听到有人认为朱镕基是被过度赞扬了的，但他所知的大多数海外政治家都称赞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同行，一个主持克服了一些极为困难的国内外问题的睿智政治家”。一些经济学家则称赞朱干得很棒。

与吉米一样，龙安志也继续坚持对朱镕基极高的评价。

2002年，龙安志曾经游说，试图令朱镕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龙声称他获得了众多国家驻华大使的支持，但“国际上的政治非常复杂”。

此时的龙安志成为朱镕基经验的积极宣传者。同年初，龙曾经在印度大谈朱镕基的10年经验。在龙安志看来，印度的经济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但肯定已经考虑了一部分中国经验，比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但在提及朱镕基的模式时，龙安志显得谨慎，强调这只是经验，而不应该成为模式。在他看来，朱镕基的巨大贡献之一恰恰在于，中国对华盛顿共识和IMF模式说不，使用自己的方式，却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这粉碎了对单一经济发展模式的迷信，并证明其只不过是经济学家的纸上谈兵。

龙安志的新书The Anti-Globalization Breakfast Club刚刚出版。在这本书中，龙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喜马拉雅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三个原则：经济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众多西方经济观念与西方文化有关，但亚洲的价值观与之不同；政治上也没有全球统一的模式。

龙安志称，他新书中的想法是从当年写朱镕基的书发展而来的。在新书中，龙安志将朱镕基1990年代的经验作为基础来谈，并考虑到了东南亚、南亚的不同经验。

龙安志此前在东南亚进行了一系列演说，他告诉东南亚的听众，朱镕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同样不能成为统一模式。

龙安志回想起他从朱镕基那里学到的东西。他曾经问朱镕基，午夜，您要签署一个文件，做决定，您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

朱镕基告诉龙安志，要用群众的思维方式作经济决策，争取群众的支持。

朱镕基向龙安志提到心理学上的“羊群效应”：

“人民一旦失去了信心，尽管做的决定是对的，仍然会很难贯彻行动。所以现在中国的决策层一旦做了决定，整个党，所有的人民都必须支持。尽管这样的政策或许会有它不完美的地方，但这是可以由事后继续加强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