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伦江也“不甘落后”。有资料显示，2005年，贺伦江捐款20万元修建“黔江圣然希望小学”。2006年贺捐款20万元修建江津区龙华中学教学楼。从2005年起，贺伦江每年拿出五万元资助渝北区暨华中学七名学生读大学。2006年抗旱救灾捐款中，贺伦江捐款6.3万元。2008年10月12日，重庆一民主党派与万州区委签署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上，贺伦江向柱山乡捐助教育基金20万元。

这些小投入，却获得了“超值”的产出和回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红帽子”接踵而至。仅就黎强而言，除了成为市人大代表，他还挂有多个官方或半官方头衔: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巴南区工商联(总商会)会长、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道路运输商会(协会)常务副会长。

贺伦江也赫然入选重庆市某权威部门编写的《当代重庆名人志》一书，被列入“工商巨头、贡献卓越”篇。

而当地不少干部质疑，一个以黑道手段“经商”的团伙，虽然上缴了税收、创造了就业，但其欺行霸市的“经营”行为，打压了多少合法经营的企业、破坏了多少潜在的就业机会？涉黑团伙的行径，给百姓生活、生产和心理带来的伤害，又岂是“钱”可以衡量和抵偿的？

事实证明，这些黑商头目多一顶“红帽子”就多了一份“资本”，更增加了若干倍的跋扈。

重庆市行政学院一位专家分析说，“红帽子”作用至少有三:一是介绍信，便于出入高层，抬高身价。二是护身符，“未经同级人大常委会的许可，不得拘捕人大代表”的规定，让一些黑道人物对代表身份趋之若鹜。三是权力棒，一旦进入代议机构，必然动用手中的权力来影响政府决策和司法行政。四是漂白剂，“漂白”黑道出身，涂上保护色，使得民众不敢轻易举报，司法机关也“让其三分”。

据当地一位人大代表称，“两会”期间，黎强曾直言不讳跟其他代表讲:“开不开会无所谓，我就是来跟领导照相的。”黎强开会时心不在焉，一散会马上就来了精神，一个劲地在领导跟前钻来钻去，拍到有领导参加的合影如获至宝，没拍到则一脸不高兴。

一位与黎强有过接触的人士，向记者展示了一张黎强发给他的名片，“市人大代表”的头衔赫然印在名片的显眼位置。

当地一些人士质疑:黎强、陈明亮等都不是一夜暴富，其发迹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他们成为“黑老大”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们是如何“变脸”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

记者就此分别向重庆市人大有关部门和渝中区人大、大渡口区政协和渝北区政协提出采访要求，查阅黎强、陈明亮等四人的“人大代表候选人登记表”和“政协委员推荐提名登记表”，都被婉拒。

一名当时参加投票选举的区人大代表说:“我只是凭候选人登记表上的介绍来决定投谁的票，如果介绍材料真实写了黎强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我当然不会选他。”

做大成势

重庆打黑飓风无疑撕开了黑恶势力的一角，其组织严密、力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黑恶势力与资本、权力相互勾结的局面隐约可见。

在重庆，黑恶势力有枪不是什么稀奇事，犯罪技术和装备正逐步升级。今年6月，警方查获了某涉黑犯罪嫌疑人私藏的一大批枪支弹药，其中有56式冲锋枪、德国PP手枪、捷克CZ手枪等世界名枪。

重庆警方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一些黑恶团伙甚至有了警方专用的移动通讯定位系统和监听设备，性能非常先进。他们有的以每月10万元以上的高薪聘请专业人员操控这些高端设备，触角越伸越广。

这位人士表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拥有了一个合法化的企业外壳，里边汇聚了各色人等，其内部已形成森严的等级结构和明确的责任划分:有人专门负责杀人抢劫，有人负责合法投资经营洗钱，有人负责获取重要经济信息和官员个人“灰色信息”，有人专司腐蚀拉拢国家公务员寻求保护。在此基础上还建立起一整套财产分配和福利保障机制。

“只要他们看中了某个领域、某个项目有利可图，就不择手段，长驱直入，‘攻城略地’。”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当地一名执法机关干部说，“黑老大”坐拥各种各样的“桂冠”，如同拥有了“监督豁免权”，不仅执法部门一般不敢轻易对他们说个“不”字，甚至舆论对他们也是只“添彩”而不“抹黑”。

这名干部说，有时执法部门到这些企业调查处理问题前都得掂量掂量:这会不会让人看成是“砍旗”“打击先进”？久而久之，“黑老大”难免产生出一种唯我独尊、谁奈我何的“英雄气概”，并逐渐膨胀为对上层建筑及公共利益领域的排挤、挟持。

据渝北区一名干部透露，贺伦江作为区政协委员，在本地说话“声音很响”。2006年8月22日，20名区内著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参加区委组织召开的“创业兴业、争创一流”专题研讨会，贺伦江应邀参会并发言。

贺在会上大谈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企业为社会做贡献、为历史做贡献是一种责任”。贺突然话锋一转:“职能部门应该与民营企业面对面座谈、交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历数一些部门的“不作为”，弄得相关部门负责人“冷汗直冒”。

这名干部说，贺伦江此言是有所指的，他的非法利益得不到满足，就会利用重要会议、重要场所向有关部门“发难”，直至相关部门屈服。“文攻”不奏效的，就策划闹事，“闹得越大越好”。闹不出结果就必然选择施暴。

一位熟知黎强的人士说，此人霸气十足。一次一名政府领导在台上不点名地历数一些企业存在的问题，正在“打瞌睡”的黎强突然站起来，指着该领导的鼻子开骂:“是不是在说我？××的，小心老子叫你从这个位置上滚下来！”

据另一位当地干部称，巴南区不少政府官员很怕黎强，因为他“跺跺脚就能震掉外墙沙”，经常声称“我要谁下谁就下”。

据称，黎强曾为一座收费站的设立大动肝火，因为这增加了公司车辆运营成本。他直接向手下指令:“找几十个人把收费站掀了，先把事情搞大再说！”

一位知情人士说，在与玉祥公司的营运权转让纠纷中，黎强更是利用自己市人大代表身份干涉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并邀约多位市人大代表到人大信访办反映法院“审判不公”。

重庆民营公司经营的“7字头”公交车管理混乱，在不到三年时间内导致31人死亡、20多人受伤，市政府决定在今年5月31日前，将全市380多辆“7字头”收归为国有。据称，“与政府谈判中，民营公交公司提出的收购价高达一亿多元，态度非常强硬”。

此次黎强被捕，其中一项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对此有关知情人士透露，这是因为黎强参与策划了去年震惊全国的重庆“11·3”出租车罢运事件。

当地媒体8月17日刊发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的一篇专访称，“不少犯罪集团已经集‘黄、赌、毒、枪’于一体，疯狂从事杀人、伤害、绑架、贩毒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有的甚至组织、唆使黑恶势力成员，利用征地拆迁等煽动群众集访闹事，向党委、政府发难。”

“黑恶势力对本地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一位当地干部称，一些原本正当经营的公司也不得不走上养黑、用黑的路子，正规公司在重要商务活动中也常请黑道“护驾”。

这名干部说，甚至有些公务员也以认识黑道“大哥”为荣，自己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首先想到找黑道帮忙“摆平”，自己也帮黑道人跑腿办事。

“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看，重庆黑恶势力的兴起和豪强的猖獗是袍哥传统的‘发扬光大’，但用现实的眼光看，重庆并不是黑恶势力的惟一繁衍地。没有权力保护伞，江湖文化背景再深厚，地方豪强也难成气候。”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谭秋桂分析说。

在黎强、陈明亮、王天伦、贺伦江等“大佬”被拘捕后，重庆“打黑风暴”走向深入的另一大标志，是被视为重庆黑恶势力最大保护伞的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现任司法局局长文强的落马。

“一个公安局主要负责人涉入黑恶势力，他自然不会事事亲力亲为，这势必牵涉各部门、派出所、民警。”重庆一位司法部门干部说。

据介绍，目前重庆市已有一批涉嫌包庇黑恶势力组织犯罪的警员被限制行动或接受调查，其中包括部分区县公安局局长或副局长，以及一大批普通民警。

“重庆‘打黑’目前只是拉开了序幕，还会继续深入。”重庆警方一知情人士透露。

重庆“变脸”黑商制造的商业乱局正在终结。脸谱终归是脸谱，不管他的“变脸”具有多么强烈的戏剧性，都会露出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