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今普公司得到的一份简报材料描述说，2008年1月11日，虽时值寒冬，今普公司却处处洋溢着温暖的气息。公司作出决定，为大渡口区5300多个低保困难户赠送价值16万元的猪肉。

“在喜迎新年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我们周围还有一些困难群众吃不起肉。”公司董事长王天伦说，公司委托大渡口区民政局为每个低保户发放“爱心猪肉券”，他们可凭券免费在今普公司展销大厅领取价值30元的猪肉。

贺伦江也“不甘落后”。有资料显示，2005年，贺伦江捐款20万元修建“黔江圣然希望小学”。2006年贺捐款20万元修建江津区龙华中学教学楼。从2005年起，贺伦江每年拿出五万元资助渝北区暨华中学七名学生读大学。2006年抗旱救灾捐款中，贺伦江捐款6.3万元。2008年10月12日，重庆一民主党派与万州区委签署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上，贺伦江向柱山乡捐助教育基金20万元。

这些小投入，却获得了“超值”的产出和回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红帽子”接踵而至。仅就黎强而言，除了成为市人大代表，他还挂有多个官方或半官方头衔: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巴南区工商联(总商会)会长、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道路运输商会(协会)常务副会长。

贺伦江也赫然入选重庆市某权威部门编写的《当代重庆名人志》一书，被列入“工商巨头、贡献卓越”篇。

而当地不少干部质疑，一个以黑道手段“经商”的团伙，虽然上缴了税收、创造了就业，但其欺行霸市的“经营”行为，打压了多少合法经营的企业、破坏了多少潜在的就业机会？涉黑团伙的行径，给百姓生活、生产和心理带来的伤害，又岂是“钱”可以衡量和抵偿的？

事实证明，这些黑商头目多一顶“红帽子”就多了一份“资本”，更增加了若干倍的跋扈。

重庆市行政学院一位专家分析说，“红帽子”作用至少有三:一是介绍信，便于出入高层，抬高身价。二是护身符，“未经同级人大常委会的许可，不得拘捕人大代表”的规定，让一些黑道人物对代表身份趋之若鹜。三是权力棒，一旦进入代议机构，必然动用手中的权力来影响政府决策和司法行政。四是漂白剂，“漂白”黑道出身，涂上保护色，使得民众不敢轻易举报，司法机关也“让其三分”。

据当地一位人大代表称，“两会”期间，黎强曾直言不讳跟其他代表讲:“开不开会无所谓，我就是来跟领导照相的。”黎强开会时心不在焉，一散会马上就来了精神，一个劲地在领导跟前钻来钻去，拍到有领导参加的合影如获至宝，没拍到则一脸不高兴。

一位与黎强有过接触的人士，向记者展示了一张黎强发给他的名片，“市人大代表”的头衔赫然印在名片的显眼位置。

当地一些人士质疑:黎强、陈明亮等都不是一夜暴富，其发迹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他们成为“黑老大”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们是如何“变脸”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

记者就此分别向重庆市人大有关部门和渝中区人大、大渡口区政协和渝北区政协提出采访要求，查阅黎强、陈明亮等四人的“人大代表候选人登记表”和“政协委员推荐提名登记表”，都被婉拒。

一名当时参加投票选举的区人大代表说:“我只是凭候选人登记表上的介绍来决定投谁的票，如果介绍材料真实写了黎强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我当然不会选他。”

做大成势

重庆打黑飓风无疑撕开了黑恶势力的一角，其组织严密、力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黑恶势力与资本、权力相互勾结的局面隐约可见。

在重庆，黑恶势力有枪不是什么稀奇事，犯罪技术和装备正逐步升级。今年6月，警方查获了某涉黑犯罪嫌疑人私藏的一大批枪支弹药，其中有56式冲锋枪、德国PP手枪、捷克CZ手枪等世界名枪。

重庆警方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一些黑恶团伙甚至有了警方专用的移动通讯定位系统和监听设备，性能非常先进。他们有的以每月10万元以上的高薪聘请专业人员操控这些高端设备，触角越伸越广。

这位人士表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拥有了一个合法化的企业外壳，里边汇聚了各色人等，其内部已形成森严的等级结构和明确的责任划分:有人专门负责杀人抢劫，有人负责合法投资经营洗钱，有人负责获取重要经济信息和官员个人“灰色信息”，有人专司腐蚀拉拢国家公务员寻求保护。在此基础上还建立起一整套财产分配和福利保障机制。

“只要他们看中了某个领域、某个项目有利可图，就不择手段，长驱直入，‘攻城略地’。”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当地一名执法机关干部说，“黑老大”坐拥各种各样的“桂冠”，如同拥有了“监督豁免权”，不仅执法部门一般不敢轻易对他们说个“不”字，甚至舆论对他们也是只“添彩”而不“抹黑”。

这名干部说，有时执法部门到这些企业调查处理问题前都得掂量掂量:这会不会让人看成是“砍旗”“打击先进”？久而久之，“黑老大”难免产生出一种唯我独尊、谁奈我何的“英雄气概”，并逐渐膨胀为对上层建筑及公共利益领域的排挤、挟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