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且其基础设施优越，能够为我国提供大量所需资源，又正在与我国谈判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问题是，某些势力多年来一直企图组织“遏制中国”的阵营，而要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他们需要澳大利亚作为南太平洋的“超级航空母舰”。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些势力主张与美英绑在一起。今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第一份《国防白皮书》，提出要在未来20年投入700亿美元加强澳大利亚国防能力，“中国威胁”则成为其强化军力的借口。

国企身份成为发难借口

Q&A

广州日报:

国企身份成为澳大利亚反对者最大的借口。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梅新育:有能力在海外发动大型投资的中国企业多属国有企业，而在对西方国家投资受阻的案件中，狙击者常常借口向当事企业的中国国企身份发难。

有鉴于此，有人主张我们应该依靠私营企业获取海外资源，但这种意见并不可取。国企、特别是央企在获取海外资源和反危机中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经济成分所无法替代的，而且，这关系到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国企身份不过是发难者的借口而已，只要有发难的动机，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也会找出别的借口。

康荣平:既然国企的海外投资难以避开政治类风险，那么放开境内并购的行政审批，由具有活力的市场型企业在海外进行并购，是绕开政治这块礁石的可行选择。比如政府应鼓励民企和中小企业走出去投资。

经验教训

大型海外收购

注意评估政治性风险

Q&A

广州日报:

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行为中，您认为值得注意和改进的地方是哪些？

梅新育:第一，更准确地评估在西方国家投资的政治性风险。特别是在很多国家，你与它经贸往来规模小的时候，谈不上政治性风险；一旦规模大了，政治性风险就会浮出水面。

第二，还是要实施反周期策略，因为在行情低谷时期东道国政府和民间抵触心理较小，要价也低。这回中铝介入的时机很好，就是初级产品市场行情回升太快对我们的计划构成了干扰。

第三，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东道国地方政府对中国投资的欢迎。在中铝增持力拓交易中，澳大利亚矿区所在地政府（包括西澳洲和昆士兰州）普遍持欢迎态度，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政治性风险。

第四，我们必须改善企业的行为方式，以免加大政治性风险。中铝增持力拓交易宣布于2月12日；中国五矿收购OZ矿业宣布于2月16日；华菱钢铁收购FMG宣布于2月24日……中国企业在短期内扎堆涌向澳大利亚，过分引人注目，加大了我方的政治性风险，我国以后需要以此为戒，加强协调。

康荣平:我们企业的某些做法值得反思。我认为中铝注资195亿美元给力拓有点疯狂。这195亿美元已经超过了中铝的净资产，这种行为不像是市场经济下的纯粹企业行为。

西方媒体将金融危机后的中国海外收购形容为“大款遇上大减价”，毫无节制地来一场疯狂大血拼。

回顾历史，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海外扩张不堪回首。日本当时购买的多是美国的“夕阳产业”，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狂欢中买来的美国资产都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