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智库进入中国
新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经一年调查发布了《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该报告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认为目前全球共有5465家智库。从地区看，北美和西欧有3080家，占比56.35%，亚洲只有653家，占比11.95 %；从国别看，美国以1777家最多，其次是英国的283家和德国的186家。印度拥有121家智库，为亚洲最多，日本其次，为105家。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仅有74家。
这份报告以六点解释了智库快速发展的原因:信息革命，政府对信息垄断的瓦解，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和技术化，政府规模和政府官员的信心危机，全球化和国家或非国家行为的增多，及时精确信息和“正确时间用正确方式行事”的需求。这些分析事实上也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智库迅速发展的原因。
正如二战后美国科技革命和经济空前繁荣，以及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遇到国内外各种矛盾和挑战，刺激了上述两国智库机构的迅猛发展，中国现代智库的真正开端也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面对千方百计重振经济、打开国门吸收先进经验和推行经济社会改革的迫切需要，国家决策层深刻认识到了决策咨询的战略意义。
采访中，一位原国家计委高级顾问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种认识最初还是来自教训。”其中，对当时国家决策层影响最深刻的事件之一就是宝钢工程项目的最初决策。这一原有决策在选址、地基处理、设备引进以及经营方针等方面暴露出严重失误。
此事发生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经济改革和决策中开始高度重视政策咨询和相关机构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制订很多改革方案，需要大量的政策智囊和分析研究者，诸如“智囊团”、“思想库”、“头脑公司”、“脑库” 、“思想工厂”和“顾问机构”的概念和思路纷纷从发达国家介绍进来。
接受采访的一位资深智库专家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中央在各部门搜集人才，开始不定期地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后来通过借调逐渐集聚在一起形成了研究机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第一批初具现代智库意义的政策咨询机构。
与此同时，1983年，介绍信息革命的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问世，译介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走向未来丛书》出版。这一本译著和一套丛书将“知识就是力量”的智库思想大范围地传播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
由此，就在上世纪80年代开放中国对现代智库初识阶段，迎来了中国智库发展的第一波“活跃期”:一方面，百废待兴之下，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政策部门甚至中南海参与决策制定和咨询，推动了现代智库在官方层面的形成，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另一方面，其中一部分优秀人士又抱着创建独立思想库的热情，从国家政策研究部门走出来，“下海”组建了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而且体制内外也联手互动，比如1989年2月，由马洪、李灏、陈锦华、蒋一苇、高尚全等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自愿联合发起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
对此，有民间智库研究者对《瞭望》新闻周刊解读说，“智库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和需要，它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与国家发展、改革内容与阶段密不可分，更与其自身发展规律分不开。”
世纪之交的分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国企改革全面拉开，加上开放进入“入关”谈判新阶段，驱动中国智库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仅关注国策研究，而是进入多元化和多领域发展阶段，其中既有学术研究、政策分析，也有企业咨询和商业规划等。
比如，1992年，原隶属于海南省政府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退出事业单位，走上社会化运行的道路；当时被经济学界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纲，依靠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成立了半官方的国民经济研究所；林毅夫离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靠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对国内智库长期跟踪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也正是在这个被称为中国智库“第二个活跃期”的历史阶段，中国智库研究的类型开始初步分野。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按照中国现有法律法规的界定，中国逐步分化出了四种智库类型:
事业单位法人型，指在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企业型，指那些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政策问题咨询机构，如零点调查公司；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指专门从事政策的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大学下属型，是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国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
在他看来，“事业单位是中国特有的一类独立法人组织，由于它们从经费和人事上并没有和政府完全分离，所以我们把事业单位型智库认为是半官方智库，将其他三类智库称为民间(或非官方)智库。”
这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要数薛澜所定义的后三类智库构成的民间智库，尤其是大学下属的智库。随着1993年和 1998年国务院和教育部分别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国内重点建设大学纷纷成立了众多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从海内外吸纳了各种学科人才，通过研究政策问题、向政府部门汇报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积极推动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发挥决策咨询影响。
比如，1999年，在海协会前会长汪道涵和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支持下，清华大学引进新华社高级记者李希光等人才群，成立了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期间，该中心密切参与政府“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研究，与国务院新闻办共同开创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发挥了智库作用。类似的案例同样发生在其他国内重点院校。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中国智库发展进一步得到了国家高层领导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2005年5月19日，胡锦涛同志专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办好社会科学院”。
尤其是2006年11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和次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智库论坛，显示出中国智库开始寻求摆脱被动角色，有了自主发展的新气息。对此，薛澜认为，中国智库和政策过程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可以预计，随着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越来越复杂，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决策咨询工作的开展，中国智库在中国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从事智库和中国政策过程关系研究的学者和机构将越来越多。
但是，不能不承认，仍然处在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决定了中国智库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呈现出“泥沙俱下 ”的状态。尤其是在利益分层日益明显的社会背景下，天然与利益游说和政策影响难以分割的智库，面对生存现实和独立研究的构成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异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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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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