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下对传统媒体加强“引导”

在网下，主要是对传统媒体进行一些引导和限制。这种在现实中对传统媒体的紧盯，感觉就像是一种以攻为守、以进为退的策略，很有技巧。

6月29日，“6·28”事件应急指挥部成立，下设8个工作组，上述的“政策舆论法规宣传组”即为其中之一，还包括事件调查组、劝说疏导组等。

6月29日一早，新华网发布《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事件》消息，这与以往类似事件发生数日后才予以披露的做法形成了对比。随之而来的，是贵州省及黔南州等本地媒体关于此事的集中报道。

政府针对性的辟谣在事件后第4天展开。7月1日，贵州省政府新闻办、省公安厅等部门在贵阳举行了“瓮安6·28严重打砸烧突发性事件”新闻发布会，作出以下澄清:1.有证据表明当事女孩死于溺水，并非被奸杀；2.县委书记王勤不是瓮安本地人，夫妇二人在瓮安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等等。

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从6月30日到7月3日，对案件本身的报道，包括采访办案民警、家人和三个在场当事人，都是当地可以控制的贵州省媒体在报，外地媒体则很少能有突破，主要是找不到人。

出于宣传的考虑，当地部门在此后，先后安排了几次外地媒体对当事人的采访。

■当地官员已开始反省信息公开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进步，但离真正的政府信息公开，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信息公开的渠道和时间方面，都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政府信息公开是要求公开的，但当地官员有一种老的宣传意识，总是想控制媒体。我今天采访的一位政府官员，他对媒体使用的词语就是“监控”、“封堵”，这些词听着明显就是一些旧有的思维习惯。

如果一开始就做到信息公开，可能就不会导致后来的那种局面。

6月22日到6月28日之间，从李树芬之死到成千上百的人们走上街头，政府基本上是失声的。我跟当地官员交流过，他们也承认，政府失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识，更没有这种渠道，或者说，信息公开的这种机制还未有效地建立起来。

在今天（7月14日）的采访中，我刚好跟瓮安县“应急办”的一名主任交流了此事。他们在事后也进行了反思和总结。

他们有一个困惑，即:信息公开对官方来说，往往意味着是一种权威而准确的公开。而公众的要求也是:公开的信息越透明越好，越明确越好。

但对于一个突发事件来说，总是需要有一个调查的过程，这就同信息公开的及时性有矛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这名主任对我说，现在他们认为，还是更应该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让老百姓听到政府发出的声音，哪怕这种声音并不是权威解答。

因为，在第一时间发出的声音，至少表明了政府方面的一种姿态，给老百姓一个承诺，让人们有信心。群众听到这种声音后，就会认为政府对这件事不会不管。这样就能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

背景介绍

贵州省瓮安县一名女学生在6月22日零点“非正常死亡”，当地公安局尸检后认为是溺水。但死者家属不肯接受鉴定结论，且死者亲人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

此后社会上关于“奸杀”、“凶手有后台”等传言越来越多，事态扩大。终于导致6月28日下午，瓮安县发生围攻县委、县政府的“打砸烧”突发性群体事件。因警方称女生当夜跳河时，有男青年正在现场做俯卧撑，被众网友认为太过离奇，“俯卧撑”一词遂风行网络。

6月30日之前，该事件一直缺乏国内正式媒体的详细报道，只有新华社一篇几百字简报。而在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消息则层出不穷。

6 月30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发表讲话，将该事件定性为“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7月1日，瓮安县政府向全国直播记者招待会，通报他们所确认的情况。7月3日下午，石宗源认为此事件真正的原因在于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以至干群关系紧张，并且认为县政府在此前及此事件中处置不当，对事件的发生与恶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月4日，该县县委书记和县长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