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家属由当地干部24小时“陪着”

总的来说，这次事件发展到后来，当地政府还是放开了媒体采访。只要办证后，一般就不会直接阻止记者的采访。但7月3日和4日，记者在采访死者的父母和哥哥等家属时，都是当着当地官员的面。有村干部、县宣传部人员坐在一旁全程陪同。

看起来，家属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多说话。有些记者会瞅空儿，偷偷把个别家属叫到一边去，花几分钟时间私聊几句，也许能得到一些东西。不然，家属所说的话，就都是此前在发布会上已经公开的那些信息。

最后公布的事实真相，与此前的网络传言完全不同。当然目前还有一些疑点没有最后公布出来，比如这个女孩自杀的原因动机等等，但基本上排除了他杀、奸杀等种种网上说法，这其实是有利于官方这一边的。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不让记者自由去采访呢？

我想，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应该是当地官员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希望媒体能尽量从正面进行报道。这样，他们就势必会加强在工作程序上的一些管理。就是说，他们不阻挠记者采访，但想把记者采访控制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

他们更多是希望记者能帮助他们辟谣，通过媒体舆论来稳定人心。但对大批的外地媒体，具体报道内容他们又无法控制，就只能控制采访过程。

这其实还是过去那种传统的思维方式。

后来对那三个现场当事人的采访，是各家媒体联合采访，当然也是有官员陪同。

当事人的说法，也跟新闻发布会的口径都完全一致。

■给记者的简报被“过滤”

我们三个记者主攻不同方向，我主做政府官员在该事件中的反应。“6·28”当天对事件的处置，至少从结果来看，是应对失当，没有控制住局面。因此，当地官员对此就比较避讳，不愿意多谈。

7月5日，我提出要采访县里的领导，想了解在6月28日那天，当地县领导对整个事件的详细处理过程。我希望采访当天到达骚乱现场的肖松，他是分管信访和司法公安的副县长。

新闻宣传组的人让我先找事件应急指挥部要简报进行了解。当时每一天都发简报，记载着政府在当天的应急反应工作。

指挥部在另一个地方办公。但我到那儿之后，却被踢了皮球。对方说简报在宣传组也有，又让我回宣传组拿。宣传组的一个主任还不错，冒雨跑到指挥部，帮我拿来了简报。但只有3期。

当时简报已经出了十几期了。给我的这3期，主要讲他们如何做好宣传工作，以及其他类似的表功内容。恰恰我最想看到的，也就是从6月28日到30日这关键几天的简报，全都没有。

毫无疑问，给我的简报是被“过滤掉”的。

“为什么不能给我全部简报？这些简报既是你们对上级的，也是应该对媒体信息公开的。”我当场就提出了这个质疑。但他们回答说，涉及到一些机密问题，比如武警部队的调动，所以不便给记者提供。

这个说法从表面来看可以理解，但总不会那么多简报都在说武警部队的调动吧？

争来争去，我还是没拿到自己想要的简报。

这一块，是我报道中很关键、很缺的一个环节。过后，我只能通过其他多次采访，包括采访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以及一些居民群众（他们在现场拍摄了录像），做了大量工作，才大体勾勒出了6月28日当天下午7个小时之内，这些官员如何反应和处理。

■组织十几名老师在网上反击谣言

以前对这种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有很多禁令和惯例。但这次在不少地方都突破了以往的做法。

事件发生后不到1小时，便有网民把现场的视频、照片传到网上。6月28日晚，大量小道消息在论坛、博客里传播，不仅传言当地警方办冤案，还有谣言称死者一位叔叔已被警方“打死”。

于是，这些消息引来了无数愤怒的跟帖。在虚拟社区“天涯”，在人民网“强国论坛”，有关此事的帖子都被狂顶。因为中国人最痛恨的几个因素，在这件事中都包含了:比如说衙内、奸杀、警方不作为，等等。

网络反应让当地官员们陷入了另外一种焦虑。他们开始着手组织反击，虽然已经很被动，但仍然取到了不错的效果。

一些反驳传言的帖子开始出现在网络上。这些帖子大部分出自瓮安的“政策舆论法规宣传组”，十几名熟悉网络的老师特地从县里的学校选调来，集体到网上跟帖，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去辟谣，引导舆论。

这个宣传组的组长为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晓云。据当地一名官员向我介绍，这个宣传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人员上网跟帖，“以贵州的媒体影响全国的舆论”。由于政府网站所在地已被烧了，工作人员只好搬到县广电局的二楼。从全县部分机关、学校选调来的这十几名人员每天负责收集信息，并对失实信息跟帖澄清。

事件应急指挥部的一位官员还介绍说，“除瓮安县外，黔南州每个县、市宣传部也都组织了5名网评员，每天根据新华社消息和公开发表的材料，以灵活多变的形式跟帖引导网络舆论。”

显然，这次当地政府部门开始讲究新闻策略了，这些方式比以前有效很多。

当然，在网上和网下采取的是不同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