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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关注此事的复旦大学何俊志博士为《办法》的出台出谋划策，“公共产品的供给，从政府需要出发转变为居民需求出发，这是一种进步。”
虽然对于计票方式还有些不满意，不过，他说这都是技术问题，关键是惠南镇已经开始做了，希望能够扩大它的范围。“一是《办法》规定的实事工程项目应占镇当年财政预算的15%以上，以后可以逐步增加；二是由惠南镇扩散到更多的乡镇。”
由于浙江温岭创造的“民主恳谈”已走在前面，惠南镇还特意邀请了该模式的创始人之一温岭市委宣传部理论科陈奕敏科长前来交流。陈奕敏认为二者虽然都是探索基层民主改革的新模式，有共同点，但又各具特色。“我们走的都是群众路线，只要尊重了民众的意见，他们就会配合政府的工作。但是上海与浙江的经济背景不一样，上海的乡镇搞民主改革的意义要比温岭大。”
其实，惠南的“点菜”模式已经搞了将近四年，但一直很低调，没有温岭模式的一举成名。对温岭关注有七年的民间研究机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已经是第二次来惠南，他告诉记者：“惠南只要求涉及实事工程的项目及其预算要代表决定，温岭则是全部预算由代表和群众决定。”
恰在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讲话中，就提到“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发展基层民主，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李凡就认为，“温岭是全部预算，惠南是部分预算，后者的门槛更低些，更加容易推广。”
乡镇改革是铺路石
李凡认为惠南镇与温岭的探索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基层民主改革与当地高校和媒体的结合。温岭目前主要是浙江大学在参与，而惠南则是复旦大学在参与，对于二者，全国许多媒体都在关注。“高校的出谋划策与媒体的鼓与呼，为两地的改革带来压力和动力。”
实际上，惠南引起学者的关注源于去年12月14日，上海人大常委会培训工委周梅燕调研员到惠南的一次培训经历。周梅燕意外看到惠南这一模式，欣喜之余，在这方面造诣颇深的她赶紧联系了一批学者多次到此调研，并积极促成《办法》的制定。
李凡仔细分析了这两个地方之所以首先出现“参与式”预算改革的萌芽都具备一些条件，“乡镇干群关系如果非常紧张或者毫无冲突，是产生不了改革的，前者是不敢改，后者是没必要改，只会在那些有点冲突，但问题又不太严重的地区才会寻求转化矛盾的办法，最终选择了民众参与预算来化解。”李凡认为符合这个条件的乡镇大约全国超过一半，也就是说，这一半的乡镇既有压力也有动力推行此项“参与式”预算改革。
当然，他也认为乡镇的预算改革逐步到位，经验积累够了，就可以扩展到县级，“那样就更有意义了，乡镇的改革是敲门砖，也是铺路石。”
上海市南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谈林福则告诉记者，惠南的模式确实可以全面铺开，南汇人大正准备把《办法》印发全区，希望其他乡镇也学习这一模式。“据我所知，南汇周浦镇也打算将实事工程交由代表‘点菜’。”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田享华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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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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