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同时，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铁托指责苏联侵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硬要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1968年苏联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平等，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的内部和党际关系中，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和革命成功的领先地位，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延续。当然，共产党情报局的地位和权力是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比的，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也比较顾及阵营其他各国的反应。不过，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则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匈牙利在1956年十月危机中的处境:苏联为平息波兰危机刚刚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却理直气壮地派军队占领布达佩斯，解散了匈牙利合法政府。

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指责强国、大国侵犯本国主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表现出来的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势必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遇到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则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

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其激烈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他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但那时毛泽东却甘愿服从斯大林的领导，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共还不具备挑战苏共在国际共运中领导地位的能力。到19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开始显露，他们所制定的发展路线和方针也出现了分歧。苏联要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问题是由谁来当家。“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