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双方没有一个愿意让步。于是，赫鲁晓夫终于决定撕破脸皮，宣布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使中苏分歧公开化。尽管1961-1962年中苏都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所坚持的原则仍然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而1963年7月的两党会谈的结果再一次表明，中苏之间已经没有妥协余地。[43]中苏同盟的破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

19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政策性分歧:在中共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在苏共看来，中国是“教条主义”和“‘左’倾激进主义”。其根源在于:

1、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因而对世界政治的认识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治已经得到国际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认可，尤其是经历了一场人类浩劫之后，斯大林与西方大国共同缔造了战后世界政治体制和秩序。苏联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因此必须遵守那些它本身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苏联可以同美国对话，也具备同西方国家集团实现关系缓和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在核武器出现在战后年代，莫斯科能够并已经同西方大国形成共识，即没有妥协的硬性对抗，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任何一方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都会最终毁灭人类自己。因此，对抗与缓和并存，两个阵营“和平共处”，是苏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不久，且由于朝鲜战争，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新中国不仅没有加入联合国，甚至遭到世界各国的封锁和敌视。毛泽东既不熟悉，也不承认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他甚至想要自己制定一些规则。中共领导的新国家一无所有，一穷二白，没有后顾之忧，相反，它必须在对抗中求生存，也只能通过不断的抗争，取得自立于世界列强的政治地位。况且，在毛泽东的哲学中，矛盾和斗争从来都是第一位的。按照中共当时的认识，只有通过不断的革命和斗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就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2、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因而对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解不同。苏联最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先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但是，经验和教训使苏共开始思考和反省。内战时期农村“十月革命”和公社化造成的恶果，迫使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工业化导致苏联经济畸形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长期落后，又迫使赫鲁晓夫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纲领。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可能还有不同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也许是值得借鉴的。这种构想奠定了赫鲁晓夫时期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针的基础。

中共则刚刚完成对中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面对的只是斯大林的现成模式，而

在政治理念中，追求公有制和计划性是共产党人必然的价值取向。尽管毛泽东也看到了苏联榜样中的某些弊端，但毕竟体会不深，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况且，毛泽东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和苏联，于是就把中国的经济战略建立在大规模发动群众，一味地追求公有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

就是这30-40年的时间差，构成了中苏之间在理念、认知和政策上产生分歧的必然趋势。

二、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逻辑

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同盟分裂。1950年代后半期，中苏之间在一些观点和政策方面的分歧逐步显露出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争吵也频频发生。这是事实，但也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分裂。用一般的国际关系准则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维系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因此，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达成妥协，消除分歧，缓解矛盾，那么分裂是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