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他们写道：“中共中央请你们注意经费问题方面的以下事实：1、到4月底一直没有支付给我们6.3万墨西哥元，[54]而5月份我们迄今尚未收到应领的半个月的经费。2、每次拨款都延误，而已拨给的经费中央也无法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因为这些经费大都以很小的数额一点点地拨来。3、共产国际批准给我们创办报刊的经费，我们迄今分文未收到。但印刷厂无法推迟创办，我们只得把作为其他用途的钱拿来办印刷厂，这自然又使其他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我们的工作因此大受影响。由于经费困难，已处于危险之中的机关搬迁，联络员出差，给各省组织的经费，救援被捕人员等等，都不能及时进行。这使工作困难重重。尽管半年来中央多方努力，这里负责经费问题的同志仍未取得任何改善。不久前获悉共产国际5月和6月根本不给经费，因此这里的同志不得不自己设法找钱。如果这里偶尔能找到一些办法，那根据经验来看，这只会使本来就一再延误的拨款工作变得更糟。目前革命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国内工作，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工作恰恰要求经费上的支持。在白色恐怖反攻的条件下用钱营救被捕者比以前更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多的款项延迟拨付，在最重要的关头也会造成巨大的政治损失！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真关注这一问题。”[55]

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他们在重申了经费不及时、不到位、小额拨付无法分配，以及金价上扬，继续照跌价后的墨西哥元付款，月收入与预算相比减少30％等情况之后，明确告诉斯大林：不能指望来自苏区的帮助，因为红色区域提供的支持不仅不经常，而且根本不能满足工作的迫切需要。[56]

1930年夏，斯大林确定了重点发展苏区和红军的方针，要求中共中央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为此帮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并力主派遣大批干部和工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显然，要落实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经费的支持。这种情况促使他重新关心起中共的经费问题来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8月间分别会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保证经费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圆满解决。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压力，皮亚特尼茨基明确承诺：“今年共产国际驻上海全权代表将给中共支付一切旧债，从4月份起中共每月将领到金币。”周恩来提出应把款直接汇给中共中央，皮亚特尼茨基则表示：“我负责通过新的途径把款项寄给中共，我向您保证，在你抵达之前中共将及时收到按照黄金比价折算的所有现款。如果没有办到，你可以致电莫洛托夫同志，而且我是当着奥斯廷[57]同志的面说这个话的。”斯大林也对周恩来许诺说：“今后你们应按黄金比价收到经费。”

然而事实上，当周恩来于8月下旬回到上海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周回国后马上就向共产国际联络局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马克斯说明了上述情况，没想到马克斯告诉周说：经费没有给够，这是事实。但共产国际的经费很大程度上要靠将仓库里的货物变卖出去换取现金才能支付，而现在仓库里积压着价值14万美元的货物卖不出去，自然不能很快支付中共的经费。周恩来难以理解共产国际经费变成商品的这种情况，要求马克斯设法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斯答复称：“如果共产国际每个月都寄给我新的经费，即固定的月津贴，那么我就可以支付旧的欠款。”但随后中共中央很快就了解到，要指望马克斯把库存的货物卖掉来付清拖欠的经费，短期内完全没有指望，况且共产国际即使给马克斯寄来了经费，他也出于生意上的需要没有照约定拿它来如数支付给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政治局因此不能不再度直接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进行投诉。它在信中告诉他们称：从2月份到9月份，共产国际一共少支付给中共17.97万墨西哥元。10月份共产国际寄来2万美元，马克斯却只支付给中共中央不到1万美元。鉴于周恩来回国，肩负斯大林要求中共中央加强苏区工作和将大批为苏区起草的文件送达苏区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明确说明：“由于经费困难，我们无法与苏区保持联系，我们无法建立一系列联络机关，甚至不能派人前往这些地区。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文件仍然放在中央。”不仅如此，由于经费困难，我们失去了派人到军阀部队做瓦解敌人工作的许多机会；由于缺少经费，我们甚至不能转移我们受到破坏威胁的组织，不得不把它们仍然留在原地；由于缺少经费，中央印刷所遭到破坏后，我们再没有钱来建立印刷所，报纸已找不到固定的印刷所印刷；由于缺少经费，我们与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无法组织和领导工人斗争。不仅如此，即使是为维持现有的工作规模，“中国共产党每月的开支早已超过了1.5万美元。最近两个月实际上我们已经支出了6万多中国元（大约等于2万美元）。因此我们已经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借了22693中国元。我们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借了7630中国元。我们为日报就花掉经费25576中国元。此外，我们还向各省委支付日常的经费58648中国元。这个月的状况简直无法忍受，各省委都致电致函来要求提供经费。我们都回答说，没有经费。”“我们恳请共产国际立即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并电告我们。再说一遍，先要付给我们2万美元，作为拖欠的旧款。然后每个月再给我们补1万美元，记在我们没有收够的经费帐目下（总共拖欠的旧款等于179700中国元，即52800美元）。此外，我们请求每月给我们按时寄1.5万美元，作为固定的资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度过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最困难时期。”[58]

中共中央的这些抱怨，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深表同情。它于10月下旬接连致信皮亚特尼茨基指责马克斯，称：“财政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造成了党、共青团、甚至工会整个工作的混乱”，甚至使远东局的工作也处于瘫痪状态。周恩来－这位“很平和和深明事理的人”如今也变得焦燥不安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你们在这里自作聪明持说：请出版报纸、呼吁书，请派人到苏区去，请组织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可是我们却没有一分钱用来招待来上海办事的人。我们失去了许多人（如在汉口的军事工作者），只是因为没有钱租用住宅”！十分明显，远东局强烈地批评说：“中国的政治局，由于不能按期收到经费，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会收到和能收到多少，就到处奔波，开始向私人借债，最后为了党的需要经常要花工会的钱。政治局的一些优秀的委员不去做政治工作，却花费整天整晚的时间咒骂我们，并为了党的某种需要而到处找门路去弄几个美元。我们认为，在这里向您重复中国同志的一切理由都是多余的，我们只向您提出请求：为了中国运动的利益请解决资金问题。马克斯是不会支付的，也不要指望从他那里挤出钱来。请派一个工作小组来，它会向您讲述马克斯那里的真实情况。”[59]

因为不能按照预算支付经费而使斯大林向苏区和红军大量派遣工作人员的工作受到阻碍的情况，就连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要求前往上海就近帮助制定联络和指导苏区与红军办法的苏联军事工作人员小组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以盖利斯为首的这个小组到达上海，并进行了数周的工作后，就直截了当地致电第四局负责人别尔津要求汇款。盖利斯指出：“党的财政状况非常严峻。他们从莫斯科得到的预算不能保证完成现有任务。”要想指望红军把苏区里面一些值钱的物品拿来变成现金，在目前的条件下几乎行不通。党现在比任何时间都更需要钱。因为党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量的资金，培训人员和派遣他们去苏区是绝对办不到的。“在党现有资金的情况下，只能偶尔派遣个别一些工作人员，根本谈不上派遣大批工人。派遣一名工作人员需要花费200到240墨西哥元，用于购买食品、车票等花销。”现在必须要花钱来“建立通往苏区的固定路线、向苏区派遣人员、寄发指示等。在这方面迄今为止都以手工作业方式进行工作。人员派去了，但是在他们出发后，谁都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中一部分人失踪了，一部分人在路上耽搁好几个月，而到达的人员也无法报告什么。在护送站没有建立固定的路线之前，军队的工人化、指导人员的派遣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中央没有钱，周恩来特别请求我向你（他不认识你）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他们以帮助。我们局认为有必要帮助他们，因为中国人的经费状况的确不好。他们不能经常收到从共产国际方面寄来的钱，而开支却很大。举例说吧，印刷所被捣毁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印刷所需要1万墨西哥元（3000美元）。刘云牺牲了，主要是他没有钱租用住宅。”在目前的情况下，“当一切势力为了消灭我们而动员起来围剿党和苏区的时候，应该通过发放一次性补助金的办法去帮助中国人。”为了瓦解军阀部队、建立固定的路线和联系、向苏区派遣人员等目的，至少应当汇来10万美元作为一次性补助金。[60]

得知这种情况后，斯大林显然对皮亚特尼茨基的工作提出了批评。这导致皮亚特尼茨基不得不找其下属算帐。在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远东局的申诉信后，他马上写信给在中国上海长期负责为此拨款的马克斯，指责他自作主张地将钱投入了企业，没有按照市场的比价向中共支付金美元，等等。这位代表也非常委屈，他抱怨说：他在中国工作了3年之久，从未听到过皮亚特尼茨基提出什么意见，这意味着他过去的工作没有问题。而把大部分的款项变成商品运到上海来，争取将本来是用于掩护的假公司确实变成一个企业，也是皮亚特尼茨基同意的。至于没有能够按照预算支付给中共经费，多半也是因为莫斯科寄来的钱不够，且明令其“每月支付1万金美元，并把整个款额压缩到10万金美元”，并非他个人的作为。但无论如何，马克斯还是逃脱不了自己的责任。由于他和联络局之间就整个公司的运转问题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上的记录，他自知自己将会成为这种局面的牺牲品。[61]

马克斯被调离之后，中共得到共产国际的拨款变得顺利多了。尽管共产国际依旧没有增加对中共的经费，仍旧是每个月1.5万美元，但再不用墨西哥元付款了，中共中央也用不着几天一次跑去领取那些小额现金支票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的整个上半年。在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的自供状中，他的供词也清楚地记述了共产国际经费没有变动的这种情况。他写道：“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美金，（相当于）中国五六万元。”[62]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由于经费问题而发生的争论已经几乎见不到了。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整个中共的工作重心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已经发生了转移，即60％以上的干部和工人骨干被派到苏区和红军中去了。再加上罗章龙等工会干部另立中央，中共发生严重分裂，其城市工作自然大为收缩，机构和人员都大幅减少，所需各种经费自然也就相应减少了。第二是与苏区和红军的联络线在苏联军事工作人员小组的指导下建立起来之后，苏区与中央之间的联络开始变得畅通起来，结果中共中央很快就从红军那里得到了几十万银元。[63]这意味着，中共不再完全指望从共产国际那里取得经费支持了。随着1931－1932年间中共中央机关接连遭到破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被迫分别离开上海前往苏区或莫斯科，中共中央最终甚至完全迁去了江西中央苏区，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固定的经费支持也就逐渐地中止了。当然，依据现有的零星的史料记载，至少到1932年底前后，莫斯科仍旧在以每月7万元左右的标准向中共中央提供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