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成立之初就不能不依靠共产国际（实际上主要是从苏联）定期提供的经费援助开展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据地，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定期获得经费的情况虽然就此改变，中共依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不定期地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进而获得相应的财政援助的情况却一直延续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来自共产国际的这种财政援助，无疑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长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莫斯科方面提供援助的部门和渠道变动不定，再加上中共长期处于秘密工作状态和战争环境之中，接受共产国际资金支持一事极其敏感，因此，不仅许多相关资料未能保存下来，对此一问题的研究也倍受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中国国内，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无从获取。任何涉及这一问题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独立自主”论者的强烈反对。绝大多数中共党史的研究者都相信，至少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共产国际除了马列书籍或少量药品以外，再没有给过中共任何实质性的援助。一些学者甚至相信包惠僧关于陈独秀自建党之初即“坚决主张”“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不能受制于人”的那些并不十分可靠的晚年回忆。[1]

笔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基于一个常识性判断，即几乎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之中的共产党人，他们靠什么租房办公、发行杂志、印宣传品、召开会议、组织工会、举办夜校、去全国各地活动串连……，以及靠什么维持自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日常生活？1980年在国内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以及包惠僧1979年回忆中不经意透露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加深了笔者的这一疑问。因为马林在报告中明确讲到，1920年春天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又称威金斯基）来到上海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同志－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自威金斯基离华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2]包惠僧在回忆中则印证了这一情况。他谈到，1921年上半年，因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之请去了广州，威金斯基这时也离开了上海，代理书记的李汉俊无法开展工作。他告诉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去广州找陈独秀，也因为没有路费而不能成行。后来还是靠朋友的赞助，才走成的。[3]早期共产党人中一些人尚未全职从事党的工作，个别人还有不菲的收入。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故还能够合伙自办一两种杂志之类。随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党的一分子，并且大都成了职业革命家，党在财政上如何能够不要共产国际的援助呢？

无论如何困难，研究中共的成长过程，对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问题无疑都是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留心并搜寻这方面的史料，虽时有斩获，所得始终十分零散而无法做全面系统的研究。但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却有了较大的改观。不仅国内国外大批重要史料的公开和出版披露了更多的历史线索，而且讨论这样的问题也已经不再是什么敏感话题了。当然，这种改观也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事实上，近20年来陆续披露出来的史料，更多的只是满足了我们想要将有关这一问题的历史线索大致描绘出来的愿望。要利用它们列出一张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在经费以及财政援助方面如何逐年帮助中共的一目了然的账目表来，却是不可能的。依据目前的资料情况，笔者在这里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把那些看起来散布于各种资料之中互不相关的史料稍加厘清考订，并将其整合贯穿起来，从而让读者了解：（1）共产国际是不是曾经为中共提供了经费的以及财政的援助；（2）这些援助的由来与具体形式的变化；（3）这种援助的规模及其对中共成长的作用；（4）这种援助具体带来了怎样的问题或负面的影响，如此而已。

一、相关史料状况概述

要具体厘清自1920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的情况，是一个颇为枯燥甚至是繁琐的过程。为便于读者把握整个过程，并了解以下种种史料整理考据的必要性，笔者相信有必要首先说明一下笔者将要据以讨论的相关文献档案公开和发表出版的情况。

有关中共得到共产国际或苏联提供的经费或财政援助的说法由来已久，但却极具争议性。世人最早看到相关的文字材料，是来自中共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在1931年被捕后的一份自供状。中共总书记亲口承认接受共产国际经费帮助，自然被当年敌视中共的台湾学者所重视，故台湾中共党史专家王健民于1965年将其全文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史稿》中。然而，因为这一资料的口供性质和仅为一孤证，因此长期以来似乎并没有人试图利用它来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凭据。

最早披露中共早期曾得到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情况的，还是中共自己。1982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公开了陈独秀1922年写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其中即明确提到中共从共产国际那里获得活动经费的情况。[4]尽管这个时候出版的这套文件选集，标明“党内发行”，事实上却在国内许多书店中公开发售。因此不仅国内，包括国外的研究者，大都也能够读到它。不过，对于陈独秀报告中透露的这一情况，绝大多数研究者几乎未予重视。

1989年，“党内发行”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改为公开发行，并增加了公开文献的数量。其中新增加的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更是清楚地说明了党的活动经费的来源问题。[5]1989年和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编译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由荷兰学者托尼*塞奇编译的《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英文）这两部资料集的相继出版，更是提供了一批有关共产国际早年在经费和财政上援助中共的非常具体的文献史料。[6]

新一波相关文献史料的公开和出版，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4年和1996年分别出版的俄文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和（1926－1927），进一步具体地披露了从1923－1927年间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或财政援助的一些情况。[7]就在这两部资料集被译成中文，先后出版于1997年和1998年的时候，英文版的《中国法律与政府》杂志也在其1997年第1、2期上，发表了一组从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中后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档案史料，其中部分史料也直接涉及到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问题。[8]这也是世人第一次看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直至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仍在继续援助中共的档案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