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末为止，研究者们可以利用来研究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档案文献史料，更多的仍只是集中在1921年以后至1927年以前。不仅1927年至1930年代中期存在着一段空白，而且193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抗战期间可资利用的资料也相当欠缺，很难据以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历史轮廓。这一缺憾的弥补，极大地得益于1997年在保加利亚和2000年在俄国相继出版，2002年在中国被译成中文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9]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0]

前者通过1934－1943年间一直担任着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录了经由共产国际提供的几乎每一笔重要援款的申请和批准的情况；后者则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涉及到1927－1931年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的相当具体的资料。与此同时，俄国学者石克强2001年在中国发表的有关中共建党过程中的几份档案，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了解1920－1921年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资金上帮助中共建党问题的一些线索。[11]

当然，除了公开出版的文献档案资料之外，中国和俄国的档案馆保存并提供利用的相关档案更值得重视。因为十分明显的是，以上所介绍的相当部分的档案资料，正是来自于中俄两国的档案馆。尽管笔者目前的讨论还无法真正建立在档案查阅的基础上，但笔者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有机会前往保存有这方面档案文献的两国档案馆查阅档案，因此，部分地交待以下讨论中可能涉及的档案情况亦属必要。

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涉及到这方面情况的档案主要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1957年前苏联交还给中共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于莫斯科的近10万件档案资料。在这些档案资料当中，除去数以万件有关共产国际协助中共在东北开展工作问题的档案资料以外，20年代的会议以及30年代的一些来往信件当中，都有少量涉及到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内容。

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当年中央红军达到陕北，与莫斯科之间开始建立起直接的电台联络。在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相互往来的电报抄稿中，不难找到共产国际为中共和红军提供财政援助的记录。

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当年保存得最完整的会议记录主要集中在1927年至1932年，以及1935年下半年至1949年建国前这两个时间段。由于后一个时间段里中共在经济上已经基本上独立自主，因此，虽早期仍有个别会议讨论过向共产国际请求财政援助问题的内容，但数量极少。与此相反，在前一个时间段里，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还是中央常委会的会议记录，涉及到共产国际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内容却绝不是个别的现象。

在负责保存自十月革命后到斯大林逝世前党务活动，包括共产国际工作的相关档案的前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也保存有涉及这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尤其应当提及的是，上述中共中央档案中保存的档案资料，由于当年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上下级关系，因此相当部分其实也可以在这里查阅到。以笔者所见，相关档案主要也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季米特洛夫档案，它主要是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期间的工作档案。由于他自1935年起即亲自负责中国事务，因此他处理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各种文件当中，不可避免地存有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相关资料。

一部分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档案，因为该机构具体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包括向各国党拨发经费和援助款项，故其档案中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自然相当可观。但该档案的开放程度似乎受到限制。

一部分则是中共提交给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中共按照规定必须要将其工作记录定期提交共产国际备案和审核，并随时提交相关的工作报告。故20－30年代中共中央的几乎所有会议记录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报告，大都在这里存有备份。所不同的只是，保存在中国的会议记录多半是会议召开时的记录稿，而提交给莫斯科的其实已是誊清稿和翻译稿，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后者时常会有一些增删甚至修改，似难避免。

二、关于1920－1923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还在中共一大正式召开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维经斯基就曾经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过经济上的援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2001年第12期《百年潮》杂志所刊载俄国学者石克强整理的一组档案文献，披露了其间的一些内幕。综合指派维经斯基来华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1920年9月30日、10月23日的电报、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代表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科别茨基的信，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联席会议记录，以及先前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中所发表的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给西伯利亚东方民族部的信，以及该部1920年12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等文献，可以了解到以下情况：

（1）维经斯基这一阶段是受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国开展工作，其相关的活动经费亦由东方民族部提供。而东方民族部为筹措经费，曾派遣特使带上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去卖，并不止一次地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已知一次带去的确切的经费数目为20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