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1928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来自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要求追加经费的呼吁，共产国际有没有在1928年的预算中做出反应呢？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给其在中国的代表的两封信里一探究竟。

在4月3日的信里，他说明了共产国际上半年向中共、日共和朝共拨款的情况。在谈到对中共的拨款时，他提到：第一季度应拨给他们25641美元；第二季度每月拨给他们12820美元。同时拨给中国共青团7692美元作为整个上半年的经费，而青年共产国际亦资助给中国共青团10256美元。[39]在这里，给中共的拨款头两个季度合计应为38461美元，平均每个月约为6410美元。给共青团头两个季度的经费合计为17948美元，平均每个月约为2991美元。

在8月10日的信里，他说明了共产国际下半年给中共、日共、朝共拨款的情况。具体到给中共的拨款是：下半年经费128205美元；给中国共青团第三季度3653美元、第四季度3666美元，及支援款5128美元。同时依照商量好的预算，以济难国际的名义拨给中国党上半年的经费2.73万美元，拨给广州专款8000美元，拨给广东和汉口专款各1000美元。[40]给中共的拨款平均到每个月，应为21367.5美元；给共青团的拨款平均到每个月应为2074.5美元。而从另一则文献中可知，1928年度济难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济难费，上半年每月为6000美元，7－10月每月为9000美元，合计为7.2万美元，加上通过在国际上开展募捐运动所募集到的5.9万美元，仅济难国际提供的经费在头10个月就达到了13.1万美元。[41]

注意到这时美元兑中国元的比价约为50：100，可知中共上半年每月可得经费1.28万中国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经费4.27万中国元左右；共青团上半年每月可得经费5892中国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经费约为4145元。

192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共产国际拨款数量所发生的这种变化，显然与中共中央的反复要求和新一届代表大会的召开有关。已知5月和6月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的代表曾几度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强烈呼吁给予援助，并提交了新的预算。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经费不足，才导致近半年来党的许多负责同志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枪杀。因为就连党中央委员每月也只能得到27元，不仅不能有效地掩护自己，更无法在被捕后实施救援行动。[42]由于中共中央这时提出的经费预算过于庞大，超出共产国际联络局权力所及，因此共产国际的反应只是迅速与济难国际和联共（布）政治局协商，然后通知其驻中国代表，准备再为中国党拨款14000美元，并由苏军参谋部第四局另拨35000美元，用于救济项目。[43]然后，把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那个雄心勃勃的预算送给了斯大林去决定。

中共中央新的预算大致分为5个项目，各省的费用、中央的费用、工运费、济难费和特别费。它提出，共产国际从8月起，每个月应当提供的工作经费应为10.4万元，另外应为5月和6月追加每月3万元的经费，为7月追加5.7万元的经费。另外，苏军参谋部还应为中共提供军事工作经费每月3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应为中国工人运动提供工运费每月2.3万元；济难国际应为受难的中国同志提供济难费每月5.38万元；青年共产国际应为中国共青团提供团费每月2万元；农民国际应为中国农民运动提供农运费每月1万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为中共准备的预算总额为20万卢布，折合中国元约等于22万元，上半年已拨出12.5万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度总预算中尚未分配的经费，也只剩有12.5万元。然而，仅中共中央要求的党费一项，连同5、6、7三个月的追加经费，就已经达到63.7万元。若再加上预算中要求的军事工作经费、工运费、济难费、团费和农运费等，总共需要195.8万元。中共中央还要求另外提供一笔100万元的基金，以备紧急时可以动用。这样的数字显然让共产国际无法接受。皮亚特尼茨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中共拿县数乘上要给县委拨出的一定的钱数，就得出需要给省委拨出的钱数。但却没有说明：“有没有县委？县委需不需要钱？”他们提出有4600名被监禁者，每人每月要援助3元，共1.38万元；有1万个家庭需要救济，每个家庭4元，共4万元，合计每月需要5.38万元。但是，他们没有说明：“所有被监禁者，所有家庭是否都需要救济？能否可以不给救济？”他指出：“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款项。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他们的预算不作详细讨论，是不能给他们拨款的，因为经验表明，我们给各党的钱越多，它们就越不想深入群众，同群众建立联系。而在这个报告中所表明的倾向是：要由党来养活大量的同志，要建立庞大的机关，并且所有经费都要从这里取得。我认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意味着葬送党。”[44]

斯大林并没有轻易地否定中共中央的新预算。为准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提供了大约10万卢布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于6月14日一次拨出9万卢布给中共用于应急。共产国际因此电告中共中央称：3个月内可增加党费9万元，约合4。6万美元，济难费3个月也可增加1。2万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中共以往的收支情况，以便确定对中共中央所提预算的态度。[45]委员会研究的结果，最终同意为中共增加下半年的预算，比较上半年拨款12.5万卢布，联共（布）政治局决定下半年给中共的经费可增至34万卢布。[46]折合中国元，平均每月已超过6万元。

共产国际在这一年里也曾有过大规模援助中共的设想，但未能实现。这就是4月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给总书记处布哈林的建议。以米夫的名义提出的这个建议主张，由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在南方创立革命根据地，争取建立由领导同志参加的军事政治中心。“中心的任务是：1、随着游击运动的开展，最大限度地扩大正规的红军；2、坚决实施土地纲领；3、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4、首先在毗邻地区开展农民运动；5、在附近的工人中心地区建立联系和加强工作。”为此，它提议要求苏联军事部门：“（1）将今年苏联军校毕业的20到30名共产党员立即派往中国革命部队活动的地区。规定每个小组都要掌握各种武器的专家。（2）采取措施立即将军事装备运往暴动的地区。（3）拨给100万中国元由中共中央用来进行上述地区的军事政治工作。（4）尽快派军事顾问去中国。（5）争取与上述地区建立无线电联系，采取措施运去相应的工作人员和无线电器材。”[47]这一计划显然未能具体实施，除了派遣军校学生和通讯专业的学生回国，以及由苏军参谋部派出军事人员前往上海就近指导的设想很快落实了以外，拨款百万以及输送军事装备的工作显然都没有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