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国民党正面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张冲找到周恩来，提出国共必须找到妥协办法，而他提议以华中中共军队展期北移和将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的办法，使双方矛盾得以缓解。尽管张冲声明此纯为私人意见，但中共方面显然将其视作蒋介石示弱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由于日军继续进攻国民党军，显示出前此中共把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投降可能相联系，并无根据，毛泽东也迅速提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估计“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因而重又开始设想恢复国内团结的可能性。从中共中央2月2日给各地领导人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虽然仍旧明确要求坚持十二条，“目前绝不松口”，但它事实上已经提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的问题。[97]随着蒋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中央军部分东调增援，华中地区国民党军队处境困难，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2月5日发来电报，强调与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共产党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来避免破裂[98]后，毛泽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自己过去对蒋发动皖南事变动机判断有误。他明确讲:“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进而他又估计:“蒋介石原知一、二、三月内敌人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岂知日本人的想法是另一样”。既然如此，那么可以想见，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自然不会继续了，其“剿共计划已经根本打破了”。因此，他又开始重提1940年朱彭佳电中的观点，强调可以据以发挥，说明中共早已看到鹬蚌相争的严重后果。且相信“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蒋）非想个妥协办法，（否则）更加于他不利。”[99]

由对抗再趋缓和

面对即将召开的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采取何种态度，对国共两党关系影响甚大。但周恩来显然不认为立即妥协是一个好办法。他接连给毛泽东去电，除同意毛泽东的形势分析外，并不赞成马上与国民党求得妥协。接周电后，毛泽东亦复电周称:“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因“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虽然注意到此次中央军损失不大，“他们仍能布置对付我们”，且陕甘宁边区五道封锁线，国民党集中了8个师加两个旅，随时有进攻的危险，但他依旧还是承认，过去估计蒋要投降而试图采取军事攻势，若实行，确实是“极错误政策”，因为“会妨碍蒋之抗日”。而后来决定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至于善后十二条要求，毛泽东这时的态度也很清楚明了，即“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100]

基于这样一种策略考虑，周恩来在与各小党派协商后，明确提出应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上要求讨论，表面上“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实际上意在扩大政治攻势，造成国民党更大的被动，逼其让步。对此，中共中央考虑后复电表示同意。[101]19日，周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本届参政会。

王接函后当即托张冲转告周恩来:“如此做法，只能促成破裂，决不能威吓中央，盼其将来电撤回”。张冲对此更是十分担心，从19日晚开始，反复通过电话和信函形式，要求周恩来暂行收回公函，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约周谈话。他明白告诉周说:十二条虽已提出一月，举国皆知，但均为对外宣传，尚非正式公文，他也从未转交给蒋，“今向参政会提出，势必付诸讨论，而其中有取消一·一七命令，取消一党专政，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对此，周严词拒绝，指出:“翻脸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仍是撤过黄河那一套。”在请示延安后，周再告张冲，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如国民党同意商谈，但认为不宜在参政会讨论，自可在会外谈判。只是在没有取得满意结果之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102]双方为此反复交涉，未得结果。

坚持十二条，中共中央之目的只“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因为国民党局部地区仍有加强反共的趋势。当然，毛泽东这时已明确地不赞成部分地方军事领导人乘国民党之危而实行报复措施的想法了，强调:“目前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必须抑制部队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103]而只要不在军事上进攻，不妨碍蒋介石抗日，他相信就不会有大问题，蒋“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因此通过政治攻势把国民党打到防御地位，是唯一的缝合国共关系裂口的办法，一旦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104]

但张冲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强烈担忧，仍旧再三找周恩来做工作。25、26、27接连三天，张冲向周“苦苦哀求”，甚至不惜“为了国家”愿跪下恳求中共撤回公函。因为他认为:“十二条中，取消命令，取消一党专政，今天实做不到”。他并告诉周说，蒋介石这时也再三提到中共出席问题，表示同意选周恩来为主席团成员。各小党派更是积极介入，乃至提议组织特种委员会，以蒋为主席，周为副主席，在参政会内外共同讨论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蒋也满口应允。但中共中央26日已明确指示周恩来:“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丙）派机送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105]

面对中共中央的强硬态度，蒋介石明显地感到不耐烦了。他开始告诫说:如中共参政员“决定不出席，惟有根本决裂”。结果各小党派倍感紧张。眼看3月1日参政会开幕在即，27、28两日各小党派代表接连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商谈至半夜，力劝中共设法出席，并强调说蒋已同意成立各方面委员会以讨论各项有争议之问题。[106]28日，各方更星夜等候来自延安的答复。各小党派领导人齐集张君劢家等至半夜始散。梁漱溟离开张家后又在黄炎培家与黄整整等了一夜周恩来的电话。救国会沈钧儒、陶行知、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也开会至半夜讨论中共出席之利弊。蒋介石的待从室这天夜里也几次打电话问王世杰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各党派电话不断，一些人更亲自跑至曾家岩办事处来，恳求中共代表出席大会。[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