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2日，叶挺又来电报提出:决定“先派一个团于虞（七）日经前指定路线进入苏南，转至敌后，分路北渡，余仍待临时费及弹药补给后，再就原地设法北渡，如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顾祝同接电后也还是表示同情。其次日即指示上官云相“饬属知照，予以协助，并密派员侦察该军过境情形及人枪辎重等数目具报”。[25]他在5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解释其同意叶挺要求的原因说:“为贯彻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苏南北渡，增援苏北起见，除复饬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似可允许其先派一团走苏南并补给临时经费及弹药。[26]

蒋介石这时的态度也是一样。当他得知叶、项已决定北移，虽然时限已经超过，也还是明显地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抱以某种期望。当然，他不同意顾祝同先发饷弹再走的意见，认为时间上不宜再拖，但他同意，经费和弹药等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且具体指定了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要叶挺指挥部队在铜陵、繁昌之间渡江后，“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称“沿途已令各军掩护”。[27]

由上不难看出，说皖南新四军1月4日南下茂林是蒋介石、顾祝同指定的路线，[28]或说蒋、顾有意逼诱新四军南行，未必是准确的。[29]事实上，当1月4日皖南新四军已经秘密南下之后，无论顾、蒋，都没有意识到会在茂林地区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30]他们甚至还曾不同程度上考虑过要不要同意新四军部分走苏南，和要不要适当再度展期的问题。

“一·一七”令之幕后

蒋介石国民党这时态度游移，共产党方面的情况其实也有颇多相似处。皖南新四军直拖到蒋手令所限最后期限，仍不能具体实施北移行动，不得不与中共中央、第三战区以及国民政府军委会多方商量，甚至再三要求展期，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前此种种军事磨擦和冲突已经使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充满了疑惧心理。

11月初，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拒绝国民党“中央提示案”的其他北移要求，惟皖南方面“答应北移”。[31]这也就是说，皖南新四军北移已成定局。因此，从11月开始，新四军军部就在认真考虑北移方案问题了。而当时情况下，最理想的方案就是走东线，即向东经苏南然后北渡长江，与江北新四军会合。这一方案最初也征得了第三战区的同意，当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就派出北移先遣队1700人，经过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和一0八师驻地，由苏南实现了北渡。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允许皖南新四军从苏南北渡苏北，并非想要两支新四军合为一股，扩大其在江北的根据地，而是想要让新四军军部过长江后，下一步与江北的新四军按照前令，于1月底全部从苏北向北移过旧黄河河道。此前10月间新四军江北陈毅部对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发动黄桥战役，重创了国民党坚持苏北敌后的主力，已经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高层领导人。只因蒋寄希望于江北新四军仍能遵命限期北上，新四军打的又不是中央军，故他对黄桥战役没有做出强烈反应，且未禁止皖南新四军继续走东线。不意，11月底至12月上旬，由于错估了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批准了江北新四军发起曹甸战役，试图根本消灭苏北韩德勤部。[32]战役刚一打响，何应钦就于12月3日提议，皖南新四军不能再走苏南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33]蒋随即也于10日批准了何的提议，并转令顾祝同要叶挺遵命原地北渡或由顾另择路线。因顾并无其他路线可供选择，故只能要求皖南新四军就地于铜陵、繁昌间渡江，经皖北北上。

既然要新四军军部改走北线，即经铜繁间直接北渡，纯粹是曹甸战役的刺激所促成，说其中含有重大阴谋，自然难以成立。[34]皖北这时在桂系李品仙部的控制下，与新四军的关系较为紧张。沿江又有日军封锁，原地北渡确有相当危险。不允许新四军走东线，而要其走北线，这自然极大地增加了新四军北移的难度。白崇禧在1940年10－11月间也确曾有密电给李品仙，李部这期间也确曾做过防堵新四军北渡的军事部署。但必须注意的是，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及第三战区指定的北移路线是走苏南去苏北，而非走铜繁去皖北。桂系军队害怕新四军军部直接北渡，与其境内新四军合股，造成类似黄桥事件那样强弱易手的严峻局面，因而一度必欲乘新四军“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35]，亦可想而知。问题在于，12月10日蒋下令改变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之后，这种部署即未再出现。根据蒋、顾12日和15日要求第二十一集团军“对匪应暂行停止攻击”，“暂取守势”的命令，李品仙不仅开始通知各师:“饬知新四军开赴河北作战，仰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潜滋”，而且明令相关各师做出相应部署了。[36]当然，“暂取守势”，并非不做进剿准备。依据蒋令，李品仙亦于28日，即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第二天，做出决定称:“如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不遵中央命令，延留滋扰，则进出淮南路以东地区廓清之”。[37]

事实上，即使深恐部队遭受围歼的项英，在得到蒋下令改走北线的消息时，虽猜来猜去，也没有怀疑过蒋、顾有所谓“诱歼”的阴谋，只是怀疑李品仙会否放弃过去的防堵部署而不让新四军渡江。他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后，先是担心“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北渡则不能渡，（届时）势将进返两难”。而后则怀疑国民党是否“故意使我不能北渡”，或“使（我）在北渡中遭敌歼灭”？其后则猜测“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且顾虑由云岭军部驻地到江边，必须穿过日军封锁线，部队“有被截断或遭腰击之危险”。总之都还没有想到会遭遇国民党军诱歼或伏击的可能。[38]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皖南新四军北移困难重重，但他开始时也深信蒋、顾不会阻碍。他在给项英的电报中明确讲:“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直到12月中旬以后，他才感到问题严重，开始催促叶、项要迅速北移。到12月下旬毛虽一度想要拿皖南再缓移一个月来要挟国民党，但在得到周恩来26日关于与蒋谈话的通报之后，已不再迟移，而是严令叶、项迅速北移了。[39]不过，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选择也并非就是项英独断专行的结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还是起了相当作用的。